转型期中国浮动的司法立场及其成因

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验证法官司法立场的变迁以及策略的运用。     

司法能动与职权主义——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司法能动不仅存在于作出实体判决层面,其在诉讼程序领域同样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完整的司法权从来都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将法官的程序性职权排除在司法权之外是对司法权的不当切割.程序性司法能动在我国现阶段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其重要表现形式是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而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又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指标.在民事诉讼领域,司法能动与职权主义相辅相成.职权主义为司法能动提供了其运行所需的制度空间,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就是彰显司法能动理念的过程;司法能动的提出为职权主义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其有效运行是职权主义得以发挥实效的关键因素.     

司法有限主义及中国司法的路径选择

司法有限主义,是司法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综合了最小量度、最低程度与最窄尺度的底度化过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是司法有限主义的客观基础。在"案多人少"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基本矛盾的背景下,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出发,坚持司法有限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应从处理好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外部关系、司法有限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克制主义的交叉关系等维度入手,探究我国司法实践的路径选择。     

美国司法能动主义运用特点

司法能动主义源于美国,是在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等条件下司法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如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很少声称自己是司法能动主义者,究其原因,司法能动主义除与民主原则相违外,如何运用、如何制约,"度"的问题也是难点,任何抽象性的方法和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批评。司法能动主义理论观点纷呈,在分析美国司法理念和司法史基础上,对司法能动主义运用特点进行试探性的分析有助于对该词在实践中的理解。     

能动司法与规则治理

在司法的基础理论上,能动司法并不能构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司法哲学。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是中国规则治理这一法治理念和司法理念的推进与落实,在司法实践上是中国法条主义司法的惯性发展和逻辑递进。因此,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还主要是在中国司法机制内部的全面展开,是在贯彻规则治理的中国法治理念下,以充分发挥法院和法官在司法审判当中的"能动性"为内容的一种能动司法,以克服司法解决社会纠纷能力的有限性和判决缺乏社会后果考量的局限性。     

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源流

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司法能动主义源自于美国20世纪以来一系列司法政治实践。围绕司法能动主义合法性展开的辩论,说明司法能动主义的终极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     

司法能动、法官造法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作为私法体系的一种结构性原则,其理论基础同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与司法能动关系密切.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推不出来应当反对司法能动,限制法官造法的结论.     

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哲学解读——以产品责任案件的审理为视角

美、德、法三国法官自20世纪以来在产品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尝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减轻或免除原告对于生产者被告的过错进行证明的负担,以对既有的合同法与侵权法规则的缺陷予以弥补或克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相应历史时期内各国主流法哲学思潮的影响。     

克制抑或能动——我国当下应当奉行什么样的司法哲学

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是法学理论中两种不断尖锐斗争的司法哲学,两者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问题.我国当下尚无明确的司法哲学,法院和法官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司法克制有助于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应当成为主流的司法哲学;司法能动则应受严格的限制,只可为辅助性的或例外原则.     

论行政解释中的克制主义

克制主义本作为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中涉及到的新颖概念、分析工具和法律态度,旨在以此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随意而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对行政解释作扩大理解,并引入克制主义的法律立场来指导行政解释,进而有益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书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术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关于能动司法的格义与反思

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大力倡导和推行的"能动司法"理念,引起了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然而,"能动司法"这个概念本身在讨论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歧义认知和错位解读;许多论者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实质同一或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同类概念。实际上,"能动司法"是我国"服务大局"这一特有政治—司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司法哲学,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客观意义上的直接关联,把两者视为同一或同类,是反向格义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确立尚缺乏一个认真的理论反思过程。     

中国式司法能动主文理论前提研究

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或者能动司法在问题意识、主体、司法权性质以及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上都较英美式的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殊为不同，其研究背景的设置比较复杂，其研究的意义也相当宏远。在英美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至为明显的学术传统，造就了美国特色鲜明的司法哲学。反观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党章,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国家提出能动司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和屈服。而过分强调能动司法则有违法治理念,挑战着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能动司法成为了政治的奴隶,破坏了法体系的内部价值体系。厘清能动司法的利与弊、破解能动司法的消极谜题、把握能动司法积极的法治意蕴非常重要。而要想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一是要在原则上恪守司法被动裁判的本质属性;二是理清法官能动性的边界,包括明确司法解释边界和避免息诉或拒绝裁判的倾向;三是真正将一切社会矛盾纳入司法的管辖;四是要回归到制定法本身的不断完善的法治应有之义上来。     

论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

司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公正.司法公正绝不是司法的唯一价值,从近年来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来看,司法公正目标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另一方面,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内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司法公正价值的重要内容;此外,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是当前理论界颇有争议的对待司法的两种态度,如何在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以实现司法公正也值得思考.因此,司法公正价值需要整合.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是诉讼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论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基础

本文旨在探讨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四个现实基础。笔者认为,“执法为民”的理念是政治现实基础;司法权威的塑造是文化现实基础;社会转型和乡土社会是社会现实基础;我国法院本身具有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是法制现实基础。     

观念主义、精神主义、物质主义与精神的命运

早期现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是先验观念主义,其文化特征是追求精神的理想化,它把一切都纳入观念的秩序中,倡导大写的理性精神、超然的创造精神。后期现代哲学不同程度地受到精神主义的影响,其文化特征是强调精神的处境化,它关注精神的具体活动,突出个体的情绪体验,用小写的精神取代了大写的精神。后现代哲学表现出物质主义倾向,其文化特征是强化精神的碎片化,它一方面把时代精神定格为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却为绝对道德主义提供了可能。     

对能动司法实践的反思——从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谈起

在中国文化中原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规则的司法意识,而中国的法治建设自从开始时就隐含着危机。这主要表现在能动主义司法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期就成了不自觉的司法意识形态,这对我国法治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