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后“9·11”时代的反恐法:域外启示与中国趋势

"9·11"事件后,各国反恐法呈勃兴态势,在立法模式上有英美和欧陆之分,前者致力于制定单行的反恐法,后者以修订刑事法典为主;在立法内容上表现出强调追诉机关的协作、强化强制措施处分权甚至突破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趋势。尽管因金融危机和拉登之死,反恐短暂式微,但后"9·11"时代的反恐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包括提供极端犯罪的治理经验和危机处理方法,促进国际区域刑事法的整合,以及谨守国际人权和法治底线的重要性。中国反恐法方兴未艾,立法模式上注重英美和欧陆模式的结合,但仍需要注重立法上的衔接;立法内容上回应了国际上的立法趋势,但在坚持法治底线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进程

对疑罪的处理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新中国刑事司法对疑罪的处理,经历了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历程,由此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从注重社会保护功能到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并重的转变,从而说明我国的人权保障迈上了法制文明的轨道.     

论西班牙学派“软法因素”与人权国际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法在国际法的部门法领域中发展日胜,人权国际保护就是其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世纪末叶的西班牙学派基于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自然法等"软法因素"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殖民地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并推动了国际法的近代化转型。通过论证西班牙学派理论中的软法因素,分析西班牙学派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观点,评注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内容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与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中国古代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大致有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三种学说。从形式上看,成文法、"断罪引律令"的存在的确表明了传统法存在某种罪刑法定主义的倾向。从实质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社稷为本位,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比附援引被频繁地运用等原因,使得传统法凸显秩序保障功能,人权保护功能付之阙如。由此以保障人权为基石、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近代意义的西方罪刑法定原则无从生根。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促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奠定了国家依法开展文化遗产行政的基础。该法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对有形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扩展到了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并意味着国家文化政策完成了从"文化革命"朝"文化保护"的方向转换。本文在评析该法出台的时代背景、立法进程、立法宗旨以及经由该法建立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将其与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及相关制度进行初步的比较法学研究,希望突显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特色和问题,并为中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和进一步改进提供必要的思路。     

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妇女人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妇女人权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国内立法未能很好地衔接,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不够完善。为此,应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加强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监督,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税法原则的演变

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是税法建构的基本原则.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看,当今世界在税法原则建构上正发生着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的演变,体现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依法征税到以完制税以及从人民主权到人权的法哲学变迁.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同时构建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双重压力,对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不能偏废,必须通过修改宪法第56条、完善税收立法、建立违完审查制度等措施,同时实现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构建任务.     

试论人权国际保护中的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

《世界人权宣言》从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被通过后，到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已整整五十周年了。人权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进入国际法领域的。而今人权问题尤其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已成为热点问题，因此，认真研究人权国际保护问题，尤其是认真研究何为人权国际保护，人权国际保护中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就显得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人权国际保护中国内法保护的内容、人权国际保护中国际法保护的内容以及人权国际保护中国内法保护与国际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了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激进转型,由此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俄罗斯转型道路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模式逐渐走向分化。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中间扩散型"最终达到"需求诱致型"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模式则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又重新回到"制度供给主导型"。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理论视野下的人格权制度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品质和精神气质。"以人为本"思想是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关照,也是人类发展的诉求。20世纪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蓬勃开展,在"以人为本"立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将人格权制度放到了重要位置,从立法上完善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本文从阐述"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入手,简单分析了人格权制度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关系,并结合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对现代民法中人格权制度的新发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论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社会从古代到现代,亲属法立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采取何种价值取向意义重大。从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使命、从家庭社会功能的兴衰、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看,亲属法体系构建应当采取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此前提下注重保护婚姻家庭。将个体真正地从整体中解放出来成为权利的享有者与义务的承担者。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个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将进一步得到肯定,这就为制定具体亲属法规则奠定了张扬和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论"公共财政"的宪法内涵——基于宪法释义学的理论视角

"公共财政"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虽然它目前只是一个调整财政支出范围与财政管理制度的政策性概念,但中国宪法文本及宪法惯例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重要的宪法学概念.因其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分权体制的内在原则,以及基本人权之均等保护的财政改革理念,"公共财政"概念可资为我国修宪立法之重要参考,亦可在财政法律法规适用的过程中发挥其政策诠释与规制功能.     

论胡适的集体人权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集体人权遭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粗暴践踏,胡适从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法治是集体人权保障的根本手段,集体主义原则是处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关系的价值标准。胡适的集体人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表征了胡适对集体人权保障的艰难探索。这种理论探索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对当代中国的集体人权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人权入宪"标志着我国的人权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人权建设的全面发展.与宪法人权保障的水平相比较,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人权的保障手段相当滞后.这种状况与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亦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修订刑事诉讼法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彻底清除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人权保障方面的弊端,从立法上科学设置人权保障制度,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与民主,维护公平正义.     

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经验与启示

受国家湿地保护立法进程的影响,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实践也经历了从“综合型立法阶段”向现在的“专门型立法阶段”转型。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立法的前瞻性、完善的湿地保护立法体系、科学的湿地保护制度。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湿地保护法》、依法治疆的贯彻落实,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地方工作既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须完善。未来提高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质量的路径在于突出地方立法的特色性和可操作性;完善湿地保护地方立法体系;健全湿地保护制度;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损害赔偿制度。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的发展和适用

2000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发展状况来看,近年来,该原则在国际引渡合作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死刑与人权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一个国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接受和承认,似乎已在一定程度上同该国在保护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规定。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思考

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法律依据的同时,也给民族地区在此领域的立法带来了挑战.我国在完善民族地方相关立法时应注重与上位法的衔接与在立法目的、立法原则等实质上的统一性,同时也要为民族地方的立法留下余地.要贯彻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立法指导思想,确保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还要注重促进民众的公共参与与利益表达.     

论人权的立法保护——基于财产权视角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和重要功能。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的概念引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宪法的纲领性规定,只有通过相关的立法,才能转换为明确的、制度化的规范性权利。法律的认可与保障是人权主要的和最有效的保障手段和形式。     

人权及中国人权模式

人人享有人权和人权内容的增加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以集体作为权利主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出现导致了与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的中国人权模式注重以生存为本位的权利,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人权保护,注重人权的实用性,人权话语的议论给弱者带来了道德同情与关怀。今后的中国人权模式应该在坚持生存权利本位的同时,渐渐向自由本位的参政权和自由权延伸扩展,在实施方式上从行政保护向司法保护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