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

哈佛燕京学社是第一个致力于中美大学之间学术合作的跨国机构,宗旨之一是促进双方的中国学研究。这种以基金制为纽带的长期合作,推动了中国一些大学国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近代化的进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就是这种学术合作的一个缩影。不过,中美国情不同,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对发展学术事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合作也颇多磨擦和曲折,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留下了可资思考的余地。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信息传递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并长时期持续,影响深远,与信息传递密切相关。信息媒介网络(报纸杂志)、学生组织网络以及交通与邮电网络在五四运动信息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充满着矛盾性和多向性。五四运动初发时,孙中山忙于理论创造,无暇发表政论,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使得一些青年大失所望。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认识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同情、支持、指导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而对反传统、张个性自由的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则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和中华道德的普遍价值。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构建和政治的走向。     

五四运动与理性爱国

爱国主义是激情与理性的统一。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是激情与理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从斗争口号、斗争手段、参加人员范围、斗争目标、行动和过程、斗争结果及意义等几方面看,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五四运动中体现出的激情与理性相统一的爱国主义给当代的启示是,爱国主义既要有激情,更要突出理性。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内涵的五四运动具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它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基本的前提;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坚强的主体;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提出了"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五四运动与梁启超的现代政治理念

被梁启超称为国民运动“标本”的五四运动给他本人许多新的启发。在早年“新民 说”的基础上,他进而阐明：决定国家命运的国民,必须提高其本身的素质才能获得创造历史的真 正资格;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又必须借助于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只是其中的一种。在缺乏民主传统 的国度中,应该开展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以便创造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社会性与个性协调发 展的现实条件,使得解放人的目标圆满实现。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五四运动与先进青年的思想趋向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这次运动中,中国的先进青年发挥了先锋作用,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洗礼。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考,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     

吴佩孚与五四运动的渊源探析

五四运动不仅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也与军阀之间的内讧有很大关系.在这次运动中,工人、农民、商人等相继投入,军界也参与进来,吴佩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北洋军阀内部所发出的异声,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骁将,他支持五四运动的行为令人费解.经过深入探究,我们了解到他心灵内处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结是他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动因;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对比的不均衡,是吴支持五四运动的又一原因;为直系崛起捞取政治积累是其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目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所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苏辙的齐鲁情结

宋神宗熙宁六年 ( 1 0 73) ,苏辙由陈州学官改任齐州掌书记 ,在山东居留三年。他作为州府的属吏 ,协助知州 ,实施益民善政 ,深得僚友信赖。苏辙寓鲁三载 ,对齐鲁山川风物人文胜迹 ,陶醉徜徉 ,结缘良深 ,随时形诸文翰 ,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五四运动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期间,爱国的仁人志士为着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独立,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空前强烈的民族意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和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给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极其深远的历史启示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齐鲁文化与制度建设

齐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源头。鲁文化导源于周初礼乐制度,以儒学为主体,质朴务实,注重传统,一切推本于礼乐;齐文化融合农业文化、畜牧文化和渔业文化,具有务实、尚变、开放、兼容的特点。二者融合发展,"道"与"器"兼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

齐鲁文化是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源于齐而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西汉前期，以齐鲁地区士人为主的学者群融汇、吸收阴阳、黄老、法、方仙道等齐鲁诸家学说改铸儒学而成经学，通过博士制度，使齐鲁文化实现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取得了政治上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其后，由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学风而引发的经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随着今文经学的庸俗化，日益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完成了统一经学的任务，最终实现了齐鲁文化的正统化；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所依恃的博士制度于东汉末也归于衰落     

论五四运动发动的思想基础

９１９ 年５ 月４ 日爆发的大规模的青年爱国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的发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新觉醒,为中国青年作为新的社会群体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从五四运动百年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走向衰落,通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势力所趋,必须搞清楚应当着重继承和弘扬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真正体现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必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要求相适应。新时代强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四个自信"。     

关于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思考

充分利用山东的文化资源,通过美术创作传承培育新时期的山东精神,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是一项长期浩大的文化工程。应该从历史角度审视,从画家创作着眼,从艺术风格研究,从美术作品出发,进行全面探讨,达成当代意义上的认同与共鸣,共同探求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思路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