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金朝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析论

金朝是由肇兴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女真族积极学习汉文化。在法制文化方面,金朝由旧有的习惯法向中原法律文化过渡,承袭了中原王朝的"慎刑"思想。为体现其正统地位,金朝在法制上更加强调以礼入法、"罪疑惟轻",分别从皇帝本人、执法官员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彰显"慎刑治国"的思想。金朝在刑罚上对该原则的贯彻,正是对中原历代王朝法律文化中慎刑思想的继承,体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是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中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还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体系。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中西文化中的天道与上帝天、帝、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两、三千年之久了,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地关连着社会与人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学术重心向科学转移,这些观念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天”的观念一开始是与“帝”的观念相联系的。天帝作为至高神最初出现在西周初年。在周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建立之前,天帝可能是周人与殷人各自的氏族神,但相应于周统一王朝的建立,周人已不再视天帝为有所偏袒的神灵,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

一、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冲突和消纳。 1.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文化和当时的“夷狄”文化,(即进入诸夏集团以前秦、楚、吴、越等边锤民族文化)彼此都以外来文化相对待。但诸夏在其武功征讨中同化了夷狄,同时又确认了夷夏文化之间的差别,看不起夷狄,认为“祝发文身”、“乱人子女之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文字狱看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

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可分为王朝正统观念与意识形态正统观念。为确立王朝正统思想统治观念,弘历掀起了一场搜剿明末清初诋毁清朝书籍的查禁书运动,并牵引出大量的文字狱,意在从思想层面上维护其政权统治。从个案“谢济世案”和“陈安兆著书案”可以看出,弘历并没有一贯地、强行地利用文字狱维护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也没有一味地刻意究责毁低程朱理学的言行。从弘历对讥评满清的文狱的处理来看,凡刺痛了他的一律予以严惩。     

金代文学研究的新高度——评周惠泉著《金代文学论》

公元１２世纪初，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建立金王朝，随即挥师南下，灭辽克宋，占据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在金朝的１２０年间，我国北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金源一代文学也以其独特的风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很长时期里，金...     

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光——浅谈金海陵王诗词的特色

在中国诗歌史上,宋诗宋词是一高峰,在其熠熠光彩的辉映下,金朝诗词的地位显得十分黯淡,长期以来,它成了被研究者忽视的一隅。固然金朝诗词以成就和影响论,绝难同宋代诗词相提并论,但它却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理应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在金朝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首推金海陵王。人们在论及金源诗词时,必然把目光投向这位女真族强人。     

金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评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长达 12 0年的王朝。由于它俘虏徽、钦二帝 ,灭亡了北宋 ,长期与南宋对峙 ,因此成为南宋不共戴天的仇敌。元、明两朝 ,也不以金为正统 ,金源文献任其散失 ,对金源文学的成就 ,或视而不见 ,或损贬有加。清朝立国后 ,出于民族认同感 ,才对金源文学给予较多的肯定。但对金源文学的性质、特征及地位的真正认识却是在本世纪 8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观念的变化 ,人们摆脱了所谓的正统观念 ,初步认识到金源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环。学术界对金源文学开展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中 ,胡传志教授的《…     

汉文帝与历史上的"德治仁政"

“德治仁政”是古代中国人所希冀的理想目标。按照儒家的观念,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惟仁者宜在高位”,主张以统治者个人的高尚品行来影响和治理天下。综观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能够与所谓“德治仁政”相联系的,惟有西汉王朝的文帝时期。而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又有着其复杂独特的历史背景。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范型转换,即在诗学观念上由“情感”向“经验”的转换。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既表现为这一阶段对于艾略特、里尔克、瑞恰慈的译介,亦表现为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争论与不同的阐释。本文梳理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以若干“名言”为例,分析了“经验”之说的传播与确立,同时探讨了诗学观念转化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与举措

金朝是与宋朝并立的王朝,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29年。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南北结束了战争,北方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金世宗在吏治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本文对金世宗的吏治思想和举措作一些探讨,以求对现实社会有所借鉴。     

两条“反孔”材料

随便翻翻,发现了两条有关“反孔”的材料,很有点意思。一是宋庄季裕的《鸡肋编》讲的宋时辽、金入侵时对孔老二的不尊行动:“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金寇”反孔老二,是因为孔老二讲过这样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把“夷狄”得罪了。     

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

十二世纪初建立的金王朝,在短期内迅即颠覆了辽和北宋两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为适应日趋复杂的客观情况,金朝曾几度改变官制。关于这段历史,由于当时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其贫乏,所以,自元朝以来,人们就不大能够说得清楚。《金史》纂修者认为:“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近年,又有人修正此说,认为“金太宗时期,逐渐形成类似辽朝南、北面的政治制度,但采用汉官制度还只限于燕云地区,政治权力仍集中在金朝的朝廷”。以上两种说法一致认定金初实行过类似辽朝南、北面官的制度,只是认为实行的时间略有迟早之别。然而,要判定金朝是否实行过这种制度,那就得首先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有个明确认识,然后再以金的相关史实与之对照,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     

从"牝鸡之晨"看"商妇"

“牝鸡之晨”一词始于《尚书》中的《牧誓》 ,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重要的依据之一。“牝鸡之晨”针对的是商王朝存在“帚 (妇 )”这样一个阶层 ,她们人数众多 ,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在商王朝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称商王朝的“帚 (妇 )”为“商妇”。     

金代广宁府军政地位变迁刍议

广宁府是金代为数不多的散府之一,其军政地位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金初,延续辽朝显州的影响力,仍然为医巫闾地区军政要地;天辅七年至天会二年五月,一度成为金朝经略所占辽地的中心;此后,随着金朝疆域南拓,广宁府降为地区军政要地,但其直接统辖区域却有所扩大。影响广宁府军政地位及其变迁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广宁府重要的地理位置及交通地位;二是金朝发展战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