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巫坛上的舞雩歌

楚国巫坛上的舞雩歌国光红《九歌·云中君》，释者或以为祭云神丰隆，但以其他诸篇例之，《湘君》不名“湘中君”，《山鬼》不名“山中江”（欧辞尚称“山中人”），则祭云神之出亦当以“云君”名篇，而不当名“云中君”。云神丰隆主降雨①，而《云中君》不见雨字，则《云...     

论苗族巫师的社会职能

一关于巫,《说文解字段注》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说:“凡巫之属皆从巫”。《国语·楚语》载,“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统言则周礼男亦曰巫”。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看出,巫,作为宗教活动人员,最早是出现在社会男女间有了分工之后,最早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就是从群体中分工出来的女性,大约在人类进入父系时代以后才出     

论唐代祈雨诗的民俗文化内涵

在唐代祈雨文化中,民间信仰、祈雨形式丰富多样,民间多神崇拜风俗很盛行,反映了我国古人万物有灵的文化思想,以及对风调雨顺、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中对古代先圣良吏及当朝人物的崇拜,更是寄托着人们的善政理想与现实关切。同时,唐代祈雨诗也反映了唐代祈雨方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其中以镜祈雨反映出宗教文化思想对唐代祈雨习俗的影响,而"焚巫""暴巫"以及鼍崇拜等祈雨习俗,则反映了唐代民间信仰及祈雨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因此,唐代大量内容丰富的祈雨诗对唐代祈雨文化与习俗给予了生动表现或深刻反映,让我们对唐代社会风俗与民间信仰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而使这些诗歌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国光红一、“东君”为日神说质疑自王逸《楚辞章句》以为《东君》祀日神，以后各家皆认同。《史记·封禅书》记高祖四年，令“晋巫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之属”，《索隐》引《尔雅·释天》：“东君，日也”，则东君为日神似是无可置疑。但《...     

《宛丘》巫舞辨

我国古代,巫觋之兴,世远源长,莫详其始矣。《甲骨文编》卷五:著录“巫”字、凡十六字。《古籀汇编》五上:著录“巫”字、凡三字。末注〈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说:“《说文解字》:巫,古文作(?),此从冂象巫在神帐中而两手奉玉以事神。许君谓从巫象两袖舞形,巫与舞形初不类矣。〈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按:巫,专训女巫。又本部“觋”下曰:“觋,能齐肃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后世男女皆作巫,罕有识觋者。其与工同意者,工尚巧     

《论语》有关樊须5则求教史事序考

《论语》中的5处关于樊须（字子迟，也称樊迟）的记载，内容如下：第1则，《雍也》第22章：攀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第2则，《颜渊》第21章：攀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     

远古至五帝时代中国史前社会的巫觋性别研究

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巫觋有别于西方那种压迫、控制神灵以达己愿的巫师。前者通过献祭、谄媚的手段来取悦、诱使神灵满足愿望。中国五帝时代前的早期巫觋中男性比例占据一定优势，但女巫在农业、生殖等关键领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保障了她们在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五帝时期，巫觋集团随着众神地位的分化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女巫鲜有置喙政治活动并获得最高权威的机会。男巫则占据了群巫之长的位置，并成为政治领袖。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清诗铎》所见求雨法术

《清诗铎》全面展示了禁屠、打旱魃、焚巫、暴巫、鞭石以及诸多与龙相关的法术,特别是以舞龙为中心的多种法术的杂揉,成为各地的主要求雨术。诗人对祈雨法术的仪式及效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从“女巫”形象的演变看童话范式的转变

童话这一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类,将内涵丰富、颇具神秘感的“女巫”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女巫形象在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形象特质开始由邪恶转向了善良,呈现出了“恶女巫”、“中性女巫”和“好女巫”的阶段性变化。童话中女巫形象的变化也预示着传统童话范式的转变。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释辨正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勘有“毋”“无”、“以”“已”、“归”“馈”之分歧，但均前者为是。“毋吾以”即“毋吾以居”，指不要像我一样（或与我一起）闲居在家。“方”指法度、准则。“哂”指笑，但此笑同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句（《庄子·秋水》）中的笑。“撰”作“馔”，“馔读日诠”，诠指“善言”（积极进取的话语）。“沂乎浴”指“岁时祓除畔浴”。“风乎舞雩”指唱吁嗟雩祭（舞雩是雩坛之专名）。“咏而归”指咏唱《诗经·噫嘻》而归。“吾与点”一语，即流露了孔子无可奈何的感伤，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曾哲的批评。     

《论天人之际》与《说巫史传统》述评

针对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与李泽厚先生《说巫史传统》论述从巫文化到孔子“仁”的“轴心突破”,提出五点评述意见：1.“仁”起于情而非情,乃道德律则;孔子“仁说”乃社会大变动所致;2.中国官方巫文化与古希腊不同;3.“德”的历史考察;4.《周易》完成了由“巫”到“数”到“德”的转化;5.中国古代“天人”亦是“两个世界”。     

大汶口文化束发器作用新探

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的束发器是一种装饰品,集中分布于鲁中南,而其他地区则较为零星。束发器形制的探讨明确了其发展历程。束发器不做平时佩戴、为少数人拥有、性别和年龄区分不显著、作为大汶口文化鲁中南类型的标识之一等特征,表明束发器不应是单纯的装饰品。通过引入文献学和民族学材料作进一步讨论,束发器应是当时猪神祈雨的象征,祈雨的主体便是巫觋。束发器应是巫觋的标识和通天的神器,而其产生的机制则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家猪饲养的兴盛。     

从民族志材料看巫的起源与发展

文章运用民族志调查材料，就巫的起源及巫师在民族地区的历史演变作了梳理，并对巫师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女巫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男巫；巫师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后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巫师的社会地位和职能被排斥、削弱。     

释禹

甲骨文九字象蜥蜴，古人以蜥蜴象征阳物；也字象蛇形，古人以蛇象征女阴。夏代巫觋操蜥蜴和蛇舞蹈以娱神，故夏巫以“九”名。殷商巫觋承此传统，缘九、鬼同音而称巫觋为“鬼”，九、鬼都是巫觋。大禹为夏巫祖师，故后世有“淫湎”之目。殷人为表示大禹巫觋祖师身分，以及由此包含的“淫湎”之意，便造了从九、从也的禹字。     

土家语“梯玛”语义溯源——与《“梯玛”探幽》一文作者商榷

在土家语中“梯玛” [thi55ma53]是敬神的人 ,是男巫 ,不是“女神”。《“梯玛”探幽》一文认为“梯玛”是“女神” ,是不符合土家语言事实的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和春官文化与功能分析

西和春官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标志,是农耕时代的“天使”。民间春官是由古代官方一职流向于民间,以传播 农耕需要的“二十四节气”表为主,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象征。西和春官唱词是集体春官的智慧结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具 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是民间文化的积淀和折射。用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西和春官,探讨其在民间的文化意 蕴。     

析“某与某同意”——兼论许慎的文字学思想

一 《说文解字》中有“某与某同意”之例,例如: 《冂部》:“央,中央也。从大在门之内,大,人也;央旁同意。” 《工部》:“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与巫同意。” 《(臼辰)部》:“(臼辰),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时也,辰亦声;(?)孔夕为(?)臼辰为(臼辰),皆同意。” 本文则拟通过对《说文》     

福建摩尼教祈雨与丝路沿线祈雨传统之关联

摩尼教兴起于波斯,盛行于中国,近期福建新发现的摩尼教祈雨文献《祷雨疏》和《求雨秘诀》记载了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通过这些文献及史书所记载丝路各民族的祈雨习俗,可以看出,波斯摩尼教及其祈雨术在东传的过程中,粟特与回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公元843年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后,摩尼教正式走向民间,其祈雨术完全与福建当地流行的道教和地方信仰融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祈雨传统。     

楚巫散论

楚国的巫在历史上十分活跃,巫风相当盛行,形成楚文化的特色之一,影响及于楚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且对于后世影响很大。本文试图对楚巫及楚国的巫风作一点探讨,以引起大家的兴趣。 1 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早在氏族社会阶段,巫觋就已经活跃在原始宗教的祭坛之上了。 巫,甲骨文作,金文相似,战国文作巫或。《说文解字》写作“”古文作“”。《说文解字》云:“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舞形”。许慎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