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地方政府竞争性行为的分解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构成

由于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与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根植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的差异性中,经常演变为政府间的竞争性行动,继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分解为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区域市场发育、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优惠政策、地区资本形成和区域人口流动七大因素,利用各分解因素的替代统计指标,可以初步判断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差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基于博弈分析的房地产市场规制主体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近年来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历程及其效果,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的相关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规制主体的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得出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中央政府管制严厉的程度;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中央政府的惩罚尺度以及现有的体制结构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增加激励因素将改变地方政府收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等结论.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政绩考核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模型.以使中央政府规制能够达到的预期目标.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政府绩效管理:权力配置与模式选择——基于“控制权”的理论视角

政府绩效管理是一项涉及政府不同层级和部门、多个主体参与的、具有很大利益相关性的系统工程.在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更多的是指通过政府系统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主观动员、资源配置、层级管理,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人民福祉,而采取的各种管理活动及其结果.因此,正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绩效管理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相互关系,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恰当地配置不同类型的权力,往往决定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本身的运行绩效以及各级政府的行为模式.本文旨在将政府绩效管理置于中央—地方府际关系的宏观视野,借鉴不完全契约中控制权的理论观点,探讨控制权在中央—地方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分配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同模式,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推进提供有益启示.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绩效——基于限制型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构建了中国式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框架,指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周期性过热的主导力量。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自然历史、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政策差异极大,即使是同样的分权程度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激励效果,这也就使得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论对其设定形式非常敏感。因此,本文采用受限VAR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效应,结论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典型单一制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及启示

在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较为清晰.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中央政府、由中央部委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把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分为垂直管理模式、中央代表模式、合一模式、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典型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与做法可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单一制国家与制度性分权可以兼容,应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加强法制化,在某些领域内实行垂直管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博弈分析

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充满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在这些竞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一不把自己当做“理性人”来看待.通过博弈论,深入研究作为“理性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围绕自身福利最大化进行博弈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研究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各级政府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福利,更要去关注对方的收益,这样才能在讨价还价中取得政治均衡,从而保证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的体制性根源及其矫治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所制定的多项目标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就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因此,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与中央政府提供的激励结构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但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却不令人满意,其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根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原有的激励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府行为对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影响探析

本文讨论了三种影响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政府行为: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制衡。在当前条件下,地方政府是基础产业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央政府则是尽量保持基础产业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力量。两种力量的平衡共同影响了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形态。     

论地方政府的职能依据与职能限度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政府拥有四项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中央政府,履行这四项职能不仅适当,而且义不容辞.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由于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及所拥有的权力等方面均有差异,所以其职能定位肯定亦各有侧重.现实中,如果地方政府无视或漠视这种差异,就会给地方和居民的权利和利益带来或大或小的伤害.     

论对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个殊性。相应的,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化也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法规范要求。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事前立法设计和司法评判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从整体上塑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和职位升迁的双重激励,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进入预期,使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