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译作并重,译评译论兼通——郑振铎翻译理论研究

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译介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具有开拓性和启蒙性。更重要的是,他在翻译理论上颇有建树,其翻译理论和主张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翻译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对郑振铎翻译理论进行系统探索与深入研究,对于新时期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郑振铎与"世界文学"

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接受使郑振铎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也使他认识到文学的情感、表现的审美特性以及人类文学的相通性,从而形成了"文学统一观".由此,他不仅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并在<文学大纲>中率先提出在中国实践世界文学的构想.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强调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语用层面、美学层面等的动态性和理性的语言使用,它更能透视文学翻译中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文学语用学思维在翻译建构中的解释体现了翻译研究从规约性向描写性,再到理性交往解释的语用学转向研究的发展趋势。     

冰心与郑振铎比较论纲

冰心与郑振铎同为福建长乐人,于“五四”前后同时从文坛崛起,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和志向,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巨大贡献,但二人的思想、追求、风格迥然不同。思想上,郑振铎重理性把握,冰心重感性审视;创作上,郑振铎重智性观照,冰心重诗性透析;风格上,郑振铎重刚性外扬,冰心重柔性内省。这两位文化巨人,都把自己一生贡献给民族文化事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竖起两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与印度民间文学

现代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许地山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翻译和介绍印度民间故事的梵文学者。郑振铎对印度文学有特殊关注,在研究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时候经常以印度故事为参照,进行对比研究。季羡林在译介和研究印度民间文学方面著作更多,成就巨大,是该领域当之无愧的旗手。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文艺复兴》杂志的包容性

《文艺复兴》是一份颇具包容性的刊物。像郑振铎主编的一系列著名文学期刊一样,它的意图,不在造成文学流派,而在为新文学发展开辟园地。这种有别于流派意识的园地意识,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是造成《文艺复兴》杂志群星璀璨的原因,而且突出体现着郑振铎的文学理想,是理解包括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文学研究会等与郑振铎有关的另外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之一。     

《翻译研究》述评——兼论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

对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珊.巴斯内特的力作《翻译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并回顾性分析国内对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的研究。文化学派和"文化转向"的确存在不足,但是它们创新了翻译理论,也为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研究领域。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茅盾的文学翻译思想

谈到文学翻译,我们实在不应忽视一位对我国文学翻译理论卓有贡献的翻译家--茅盾.本文着重介绍茅盾对文学翻译的目的,要求,方法和原则,以及对文学作品的转译、复译和重译等方面的翻译思想.在文学翻译理论空前繁荣的今天,对茅盾的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必将对我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     

郑振铎藏书思想对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影响

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以爱国爱书、开放、藏为所用、实用的藏书思想为引导,在其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对图书馆文献收集购置、学术研究、管理服务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管理举措,提高了图书馆文献采访专业水平、学术研究能力,增强了图书馆服务师生的功能,对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民间意识

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其发展不但为学术界带来一门新学科，同时见证了时代思潮的起伏。郑振铎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位俗文学研究者，大半生贡献于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此书不单单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充满时代思潮的痕迹，构成了它的独特风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它，窥见胡适、周作人等前辈关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用心；也能隐约听见三十年代一些论争的回声，还有著者个人的学养和审美观、强烈的爱国情怀，凡此种种，都影响郑振铎在写史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既推动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也制约他作为俗文学史家的识见。     

郑振铎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 2 0世纪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是一位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     

论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影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文学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产品的“翻译文学”由于其跨界性、复杂性、多变性近些年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     

严复翻译思想新探

严复所创“信、达、雅”翻译之标准,历来争议颇多。其实,我们不必执着于此。因为,严复实有系统之翻译思想。这就是:突破语言文字之隔膜,奠定翻译的前提;洞悉“信、达、雅”之内涵,恪守翻译的标准;了解国民之素质,明了翻译的宗旨;重视核心概念之沟通,把握翻译的关键;贯通中西之思想,提高翻译的素养;建立专门之译书局,完善翻译的组织;体察救亡图存之实情,彰显翻译的动机。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

杨宪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一生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从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个方面概述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为纪念这位优秀的翻译大师,也为提高典籍英译的译者素质和丰富翻译指导思想探寻道路。     

论《先知》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拟探讨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对重塑原文审美特征,传达相近审美体验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冰心译《先知》为例,通过分析得知,适度发挥译者创造性叛逆对一个好的翻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翻译的危机与文学翻译批评学科的构建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濒危:流水线的大生产、泛滥的重译和累累的硬伤.鉴于此,本文呼吁建立文学翻译批评学科,以净化、拨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本文从翻译美学、翻译文化学以及翻译心理学的角度试探构建该学科的基本元素.     

外来影响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观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猛将之一,做出了大量的新文学实绩,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作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者,外来影响作为"他者之镜"、"他山之石"在郑振铎文学史观的构成中起了很大作用,启蒙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文学本体意识、研究者主体意识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主要特质,也使其文学史著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