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沿江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

健康的湘江流域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治理是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湘江流域株洲段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是目前湖南省完成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株洲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状况看,湘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建设是一种源头减排与源头治理。经验表明,要全面完成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巩固成果,必须以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激励引导为原则,以激励扶持、法律责任等为手段,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禁养区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科技与工艺促循环经济发展--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在对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论证了通过采用新科技新工艺对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及能源进行有效利用,以达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改善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多层目的。     

湘江衡阳段水质污染调查及粪便治理方案探讨

湘江污染治理已列入国家专项,2011年8月正式启动。文章首先分析湘江衡阳段污染现状,重点为工业污染（重金属、化工）和生活粪便污染;其次,分析了粪便污染对衡阳段水体的重大危害;再次,探讨了粪便污染治理,分析了现有治理形式及利弊,阐明了积攒粪池方案的优劣;最后就城镇、农村粪便治理方案和方案实施做了探讨。     

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法律机制研究

湘江水资源存在重金属污染严重、遭遇特枯水位、利用效率低、分配不公等问题,使湘江水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析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法律原则、法律规章、管理体制、水资源市场建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改善湘江水资源的现状,保障湘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环境审计制度的构建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在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水环境审计实务要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水环境审计制度与保障机制。因此,文章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受托环保责任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水环境审计基本制度和应用制度的构成内容以及保障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构建的水环境审计基本制度主要包括水环境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职责、审计客体与范围和审计评价标准。水环境审计应用制度主要包括水环境审计模式、审计程序、审计技术方法、审计报告内容与形式和审计成果利用方式等。并且还通过如何建立健全水环境审计监督机制、水环境审计信息传递与披露机制和水环境审计评价与问责机制等方面构造了水环境审计制度的保障机制。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价值分析

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从审计管理模式、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实施情况、内部审计外包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价值的现状,阐述了其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关系的机理,并提出了提高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价值的有效途径.期望通过探讨,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充分显现内部审计的价值,有效防范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GAGAS视角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

政府绩效审计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国家民主制度的要求。由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制定的《政府审计一般准则》(GAGAS),是美国政府审计的行业规范和实践操作指南。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监督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我国与美国体制不同,但其公共管理领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GAGAS视角看,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缺少执业独立性、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指导,以及审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借鉴GAGAS的制定和实施,应重新定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隶属关系,保证政府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尽早制定适合我国政府审计发展需求的审计准则,加强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素质,以推进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     

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研究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对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政府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责任审计在督促政府部门认真履责、维护民生权益、加强反腐倡廉、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审计、实施政府责任预算审计、加强政府责任内部控制审计、建立健全政府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等。     

黑龙江省工业“三废”治理环境绩效审计综合评价

以黑龙江省审计厅为审计主体,基于PSR模型构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一致偏好关系模型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利用环境优值模型对黑龙江省环保厅对工业“三废”的治理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分析黑龙江省对“三废”的治理效果,得出审计结果并提出相关审计建议,旨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提供系统方法,并为环境审计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论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组织模式的构建

随着内部审计实践的迅猛发展,国际内部审计已融进了风险管理的新内涵。而我国的内部审计还处于探索阶段,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职能等与公司治理结构不相适应,更谈不上实施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为找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良性互动的内部审计机构的构建模式,从研究国际内部审计三个发展阶段出发,剖析了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的内涵,立足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发展现状,重构了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组织模式。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有关问题

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肇事者, 理应承担起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 由此就会产生相应的环境支出和环境收益, 并因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环境活动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体系, 反映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及其治理情况, 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成为传统会计面临的新课题, 本文主要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探讨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国家审计本质再认识 ——基于国家审计结果公告的扎根研究

国家审计是一个内生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信息反馈系统,其职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状态情况与治理效果的信息反馈,对治理体系的稳态作出评价;其通过多种形式的反馈载体,将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效果的偏离情况作出稳态评价并向治理者报告,提出非强制性的纠偏反馈审计意见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抗扰反馈审计建议。国家审计反馈系统的要素包括反馈过程、反馈对象、反馈方式、反馈时限、反馈内容等,其主要特征为不具有行政强制权力,不代替行政管理、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的权限,国家审计主体与落实责任主体相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