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非理性舆论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研究

网络舆论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十分突出。网络非理性舆论存在强烈的情绪煽动、对立的观点评论、鲜明的语言风格和潜在的行为指引等特点,易对思想行为尚在形塑期的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干预大学生的社会认识、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当前,为了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大学生应加强自身网络主体素质培养,树立网络自律意识,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加强负面情绪管理;同时,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应构建“四位一体”的网络非理性舆论协同应对格局,形成网络非理性舆论治理合力,引导大学生成为引领网络时代风貌的先头军。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探究——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根源于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流失以及官民和谐关系的僵化变异,也是网络公共舆论汇聚、公众公民意识形成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问题暴露与偶发的结果。应对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存在着四个层次的治理举措:第一层次是采用危机治理策略平息事态;第二层次是促进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慎用网络技术控制;第三层次是修复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第四层次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打造政治共识。     

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机制

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展经过危机的潜在爆发期;危机的爆发期;危机的消散期。针对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的阶段性,应建立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机制可以从预防,处理和反思三个方面着手,再根据高校网络舆论危机的特点,制定预防机制,监控机制、联动机制和危机的善后机制。     

面向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舆论乱象柔性治理：难点问题、重要发现与前景展望

综合考察舆论场现实情况、政策依据、当前治理短板、学界研究现状,面向意识形态安全创新网络舆论乱象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舆论内含的情感、心理、认知等决定其具有被柔性治理的可能性。作为“事理+公理+情理”逻辑基础上的善治范式,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相适配,成为消解网络舆论乱象的重要维度。立足传播学和媒介可供性等理论,采用质性分析、深度访谈、量化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探索“为何意识形态安全可从舆论着手”“网络舆论乱象何以能被柔性治理”“柔性治理的对象是什么”“柔性治理的过程与影响因素”“柔性治理如何具体化”等问题。研究发现：舆论借自身的社会物质性、社会工程性等特质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舆论治理的基本精神、刚性手段的效能隐忧等要素叠加,确证了网络舆论乱象与柔性治理联结的可能性。当前,网络舆论乱象已在内容、时间、空间、价值方面表征出新的样态,尤其是作为其相近形态的网络社会思潮已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潜在风险挑战。柔性治理通过“内刚+顺理”立场的权威嵌入、依托情感间性的人本观照与共治心理互联、根植非正式关系的全要素贯穿与深层交往、基于工具辩证性使用的媒介技术耦合,从原则、方法、要素、工具四个层面完成治理过程...     

5G时代网络舆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理路——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

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舆论治理的终极目标,网络舆论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革命性技术为表征的5G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互联网时代的传统的网络舆论治理格局,网络舆论治理面临全新挑战。革命性技术强势介入下的网络舆论面临着信息传播治理、内容治理与监督管理等诸多治理挑战,由此带来了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基于此,5G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应从回归技术理想思维、推动公共向善技术治理体系建设,解构技术与资本共谋逻辑、加快向善资本体系重塑与构建“意识形态传播学”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网络舆论治理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舆论生态特点、问题及治理路径——以2021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生态是网络舆论生成、演变的生态体系,是由舆论主体、舆论内容、舆论载体、社会背景、治理水平总和而成的系统性状态,它是社会心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体现。近年来,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网络舆论生态具备系统性、社会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并非单向的管制所能解决。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是治理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只有人人各尽其分、各适其宜,网络舆论生态才能进入良性的轨道。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边界——兼评“两高”有关司法解释

网络成为大众的舆论场,网络诽谤行为日渐增多,对现有法律制度形成了挑战。但由于其涉及到个人权利,应谨慎处之。信息化是网络诽谤行为泛化的背景,国外对网络诽谤行为并非一味放纵。界定好网络诽谤的刑法边界是关键问题,同时也应注意到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两高"治理网络有关司法解释近期出台,显为应时之举,仍有完善空间。     

网络民粹主义的喧哗——"8·12"天津港爆炸网络传播的个案分析

网络民粹主义是以互联网为媒介而兴起的一种新型民粹主义,持有反体制、反权威、反精英等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呈现出分散型、平等化、非理性、直接介入式等鲜明表征."8·12"天津港爆炸后,网络民粹主义喧哗风生水起,误导公众理性判断,我们应警惕网络民粹主义的喧哗,防止喧哗成声势,以免污浊主流舆论场.本文探析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网络民粹式喧哗的传播特点及造成的社会隐忧,并从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举措,致力于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     

网络“反向关怀”舆论的理论审视、风险揭示及诊治策略

梳理近年来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发现“反向关怀”舆论现象已成为网络安全治理亟需面对的问题,应对“反向关怀”舆论进行理论审视、风险揭示以强化应对机制,引导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和广大网民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建议：培育网民的良好媒体素养,完善网络舆情法治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空间平台的监管力度,构建网络舆论长效治理机制,从整体上架构一个“个体、政府、法治、机制”协调均衡运行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系统。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治理模式下网络舆论生态中网民个体的行为失范、网络群体的极化倾向、网络舆论的民意稀释等方面的问题和危害,需要从转变观念、协同应对、疏堵结合、德法并举、他山之石等五个方面来探索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之道,最终实现我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绿色发展。     

网络民意中的情绪与理性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广大民众获得了真正自由抒发意见的渠道,促生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其中的情绪化因素也引起人们的担忧。结合分析＂日记局长事件＂和＂袁腾飞事件＂,阐述了我国网络民意中的情绪化表现及其成因,并论述了网络民意中的理性存在,最后提出了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措施。     

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策略研究

在当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和沟通;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对处置机制;在加强与媒体互动的同时,要加强网络评论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情,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从而有效、及时地应对网络舆情。     

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高校为例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已经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校网络舆情行为与各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出生地、性格、政治面貌、上网时间、家庭成员、专业类型、感兴趣程度、发泄情绪频率、情感因素、事件话题热度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方向上影响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建议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学校信息发布、培养网络论坛的"意见领袖"、提高网络道德等引导高校网络舆情。     

基于社交网络的舆论成长与引导研究——以什邡事件为例

社交网络的兴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文章以“什邡事件”为例,通过对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社交网络上相关言论的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从中心议题的形成与导入、议题受众的聚集与分化、意见领袖的出现与交锋、舆论形态的衰减与消退等四个阶段分析了基于社交网络的舆论成长的一般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导网络舆论,推动其与社会舆论良性互动的基本策略。      

论制约地方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有效性的因素及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舆论应运而生,并显示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网络舆论引导日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但要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更好发挥网络舆论的建设性作用,最大限度消解其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信任危机与执政能力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互联网既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同时也成为信任危机的来源地。尤其是在新时期借助互联网,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信任危机更加凸显出来。加强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地方党委、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本举措,应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掌握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危机处理能力。     

杨度首倡清季国会请愿运动

作为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媒治”现象的负面效应及其治理对策

＂媒治＂一词由媒体所创。＂媒治＂现象的实质乃是人治传统的历史延伸,其负面效应表现在：有让事后监督的弊病扩大之势;有让严重个案事件被雪藏之嫌;助推行政人员的危情公关;阻碍媒体监督职能的正确发挥。要让＂媒治＂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是关键：制定舆论监督法律,拓展舆论监督空间;建立网络舆论规范机制;完善行政系统的内部运行体制。     

省级政府互联网舆情监控对策研究

对政府网络舆情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结合其他城市网络舆情监管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在舆情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监控而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原因,并从政府角度对构建舆情监控预警体系、反应体系和恢复体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