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悲剧意识及在创作中的流变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所受到的际遇,是颇值得研究者玩味的。丁玲说过:“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这是丁玲对自己风雨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同时,这段话也是对她自己作品命运的形象描绘。丁玲的作品与她的人生相伴沉浮,屡经风雨,褒贬毁誉,历遭坎坷。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丁玲在文学创作这块园地里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其间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表现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塑造和描绘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她作品评价的反差,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关于陶渊明《乞食》诗的寓意

《乞食》诗究竟是记述陶渊明自身体验的纪实作品,还是蕴含作者某种寓意的作品,至今尚无定论.我认为,《乞食》这首诗是作者年青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某人吐露一直藏在心底的某种设想,后来那个人去世后,为回顾当年,以假托“乞食”这一虚构情节而作的诗.而且,我想作者藏在心底的某种设想,应该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步骤.进而,我推想,作者之所以用“乞食”作假托,是因为当时有必要韬昨晦真情隐饰真意.     

叙述文本中“我”意识的分化

在叙述文本中,主体意识的分化是普遍存在而又常被忽略,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叙述文本中“我”的分化方式：即作者向叙述者的分化;作者向隐指作者的分化;作品中“我”的分化;叙述的分化重组。提出了叙述研究已经从“意义形式”发展到“认识的形式”的观点,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     

让批评走近作者——从《红字》评析说开去

作品解读的“多解”是“走近”和“背离”作者的复合现象.批评不仅要了解作者“想说什么”,还要阐明作品实际“说了什么”,从而使批评主体经由客体(作品)达至创作主体,发现作者的“我思”.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创造性“活化”,必须在作品提供的“意义框架”内进行.     

从此岸到彼岸——近年来留学生文学的视角转换

90年代初大陆的留学生文学的创作,由于渐渐由此岸文化融入彼岸文化,而在作品的主题上、心理描写上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转换。在形象的塑造上也出现了不同于“打工仔文学”时期的“新人”,即那些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的留学生。本文对这一创作视角转换的原因及其内容作了分析。认为这一“新人”的出现,是种很可注意的转折。留学生文学或许会以此为契机,最终会成为反映融入彼岸文化后的留学生文学,一种新的海外华文文学。     

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

从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的对应关系出发,对几年来的南方“新都市文学”作了一次整体性的梳理。作者认为,“认同和媚俗”姿态使作家流于现象的摹写而不可能触及新的都市意识;“寻觅和探索”姿态使一批转型期都市人物典型崭露头角;“批判与重构”姿态则为新都市的理想模式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完全意义上的“新都市人”尚未在“新都市文学”里出现,但一些新的都市意识已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里萌芽     

《精神现象学》中的时间理论

本文试图对《精神现象学》的时间理论作一新的解说.作者分析了自然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这三种时间形式,认为历史时间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的本质形式,也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形式,它的结构不同于自然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结构,而是“将来→过去→现在(→将来)”的本质结构.     

浅谈《伤逝》——从子君的悲剧看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中,《伤逝》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他作品中少见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五四”以后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婚姻悲剧,表达了他对于妇女解放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同时也表明鲁迅在对妇女解放的道路,从而也是对中国社会解放的道路的探索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有了新的收获和新的起步。这篇小说,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话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 早就立志于民族解放的鲁迅,历来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为她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还在“五四”以前,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从妇女问题的角度发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疾呼呐喊。     

鲁迅并没有否认人性

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长期以来,人们讳言鲁迅的人性观和人道主义思想,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只讲阶级性,而不讲人性的形象。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倾向。这种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却没有“顾及作者的全人”,因此也影响了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看鲁迅到底有没有否认人性,和他在作品中是怎样表现并描写人性的。     

一曲悲剧,还是一曲正剧——析刘巧珍与高加林的恋爱

《人生》发表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作品的淳厚丰富所决定的。小说作者路遥曾经说过:“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人生》为读者展观了一幅较为深远、丰富的生活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作者真实地塑造了有较高审美价     

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化倾向

沈从文是写男女关系的能手6他自己说：“因为生存的枯寂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它文章还相宜。”因而，他的作品有不少对女性心理，男女关系问题的出色勾画，作品也具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描写女性细腻的心理并不一定能使作品女性化，巴尔扎克、福楼拜、扎尔斯泰等都以写女性心理见长，却丝毫没有女性化倾向，为何沈从文有呢？这是因为前者大都是以男人的眼光来测度、揣摩女性心理，带有很浓烈的男性气息，作品中“隐含的作者”就是一个男人，一位社会解剖学家。而沈从文作品则带有更多的女人味，“隐含的作者”也给人感觉是一…     

谈谈巴金小说《家》里的鸣凤

在《家》里,巴金塑造了一组丫头、仆人、佣人等下层人民的形象。鸣凤是这类形象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巴金在创作《家》的时候,“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和书中的人物一块儿受苦,一块儿在魔爪下挣扎,一块儿欢笑,一块哀哭。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巴金在他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迸发出了炽热的创作激情,并把这激情倾注在作品中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人物身上。这是鸣凤形象能“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人们从鸣凤的身上看到那些年青、有为、可爱的生命的垂死挣扎,认识到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听到了作者“我控诉”的呼声,预感到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命运。     

《拯救溺水鱼》的空间重构

谭恩美的小说《拯救溺水鱼》是一部另类作品,将作品纳入到布里尔·佐伦的空间叙事框架的考量中,是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谭恩美以独到的笔法建构出作品的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文本空间：空间旅行的表层环形结构与内嵌的标志性“亚空间”单位构建多层次空间图像,实现主题观照;“幽灵”叙事,虚实辗转,营构时空体;文本设置中的情节并置、闪回、碎片独白打破时序园囿,突破读者感知限制,创设文本重构空间。这些特点充分展示了作者的空间书写策略,体现了谭恩美对传统写作的超越与独特的文学追求。     

署名权刍论

署名权是著作权中最基本的权利。本文探讨了署名权与“确认作者身份权”的关系,论述了署名权的种种内涵,其中包括:署名权包括禁止冒名之权及作者有权同意非作者在自己作品上署名之权。剖析了诸作品署名权行使的种种情况。最后,文章就“著作人身权限制”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并以署名权为例,进行了阐述。     

黑寡妇——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

德拉·霍尔1994年在辛辛那提“好前程”婚姻介绍所登记时,其个人档案中有一栏这样写道:“我很温柔,也很敏感、有时百依百顺、有时又很放肆。”然后,她又挑逗性地补充道,“我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女人”。 现已45岁的德拉娇小而娴静,这个白肤金发碧眼的离异妇女成了介绍所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很是令人感兴趣”,一位约会对象回忆说,“她面带愠色,谈话时带有孩子般的稚气”。 通过婚姻介绍所,德拉为自己又找到了新的丈夫,55岁的胸外科医生达里尔·萨特瑞斯。他是美国     

我教《读〈孟尝君传》

我讲文选课,从来主张读原著。因为一篇好的作品,其价值必在自身,如果离开了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之类的程式介绍,便不能欣赏的作品,很难说是一篇好的作品。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开首便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引起教学者们的纷纷猜测。有人根据写作日期的“一九二七年七月”,认定这是一种时代的苦闷,因此作品发映了时代精神;有人却考证说,当时作者     

议《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继《呐喊》、《彷徨》后的第三部小说集。这部小说集不同于《呐喊》和《彷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将现代生活细节大胆地引入历史故事。“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对鲁迅先生自己提出的《故事新编》里的“油滑之处”应如何理解,关系到对整个《故事新编》的理解和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寄情于物 托物抒怀——谈谈《猫》的寓意问题

郑振铎的《猫》是一篇记叙性散文。题目是“猫”,通篇写的也是猫,不仅叙述了三只猫的故事,而且写出了不同的猫的形象。但是,《猫》又决非单纯的描摹之作,也不是茶后饭余的闲情小品,作者是有感而发,借猫抒怀的。《猫》的寓意究竟是什么?目前的看法不尽一致。只要紧紧抓住“我”对猫的不同态度的描写,特别是抓住“我”对第三只猫的情感的变化这个关键进行分析,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作品是写猫,但又不仅仅是写猫。或者说,作者不是为写猫而写猫,而是意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