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文学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讴歌"新黑人",凸显种族文学,是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标志着黑人文学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崛起.黑人文学史上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孱弱而奇绝的生命水--简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那种认为中国的土壤无法生长出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生长了也只能走向伪现代主义的观点,是悖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中国新文学尤其诗歌中存在一股不小的现代主义潮流,是难以否认的客观态势.在70余年的历史跋涉中,它以不绝如缕的顽韧姿态左冲右突,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构成了现代诗潮中意义特殊的一脉.     

论诗人庄涌及其诗作的特性

庄涌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颗闪耀之星,曾以"抗战诗人"名震全国.他是"七月诗派"著名诗人之一,诗歌曾结集两册问世.诗人庄涌才华横溢,他本人及其诗作具有独特个性,其诗歌的价值值得被重新认识及发掘.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２０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从"意识形态"到"艺象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三种解读策略之反思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解读策略,分别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意识形式论.这些观点忽略了艺术起源在文学性质上的发生学意义,未能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首先是艺象形态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前者是第一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它们的统一表征了文学在起源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由此可知,确认文学首先不是政治,其次又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态度.     

抗战胜利后平津文坛的复兴与“新写作”文学思潮的兴起

以沈从文、朱光潜为代表的原京派作家或近京派作家在1940年代后期得以活跃在平津文坛,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既有其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平津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文化格局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平津文坛在战后的复兴则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这一切与这些自由主义作家自身的文学创新要求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的兴起。     

世界卫生组织中的涉台问题

1997年以后,世卫组织成为大陆与台湾在国际场合较量的一个新的主战场.台湾屡次鼓动"邦交国"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以帮助其以迂回渐进的方式突破联合国周边组织,进而达到"重返联合国"的最终目的.近来,由于陈水扁当局加大了政治投入,以及大国势力的介入,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关于90年代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坛上已牢固地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并在短期内达到繁荣。在绚烂之极后，女性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渐归于平淡。繁荣后为什么会有些停滞不前？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如何更好地确立发展方向都值得我们深思。     

"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论想象与形构——以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为中心

台湾乡土文学虽受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端发展,但置于台湾文学场域中,关于其内涵的具体论述又与大陆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台湾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想象和形构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中,其价值指向不断"增殖"并充满意识形态的迷思.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提出的一系列议题,特别是参与者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思考为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想象和观照空间.在这一特定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中形构的乡土文学概念以及由此生成的乡土意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乡土文学特定的指涉和品格,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具体的创作与实践.     

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戈尔的以《吉檀迦利》为代表的诗歌对希梅内斯等西班牙语诗人有过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以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为前提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希梅内斯等人是翻译和传播泰戈尔作品的代表人物。泰戈尔诗歌所以能对西班牙语诗人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语诗界在这一时期正在脱离现代主义潮流并寻求新的创作风格。在对泰戈尔诗歌的接受问题上,西班牙语文坛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声音。     

论沈从文的政治倾向 --兼及其文学观

由于沈从文推崇超政治文学观,人们都愿意把他看成是一位远离政治的追求纯艺术的作家.而事实上,身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沈从文,同样会不时地显露出与当局对立的政治倾向,他的文学观也并非一味排斥文学的政治功用,其平静冲淡的艺术文本中一样隐藏着作家的政治意识.所以说,沈从文并未真正超脱现实政治.     

西部精神与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生存的自然意识、信仰的宗教意识、自我定位的中心意识与边缘意识、精神上的英雄意识,构成了西部人与西部文学的精神特征,考察西部地理人文特点,可以预见,西部文学将实现它的新辉煌。     

印度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论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二十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塔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与人道主义文艺观

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文艺观——人道主义相呼应,呈现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或者人文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另一部分则与人道主义保持距离,延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特征。前者表现为一种文学的自觉以及"进化"的欲望,后者则源自大庆油田并受其地域特征的影响。     

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

新诗的引发模式特征与反传统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感到自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途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至第三代诗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三代诗以后的中国先锋诗歌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与古典诗歌之间是无缘而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真实的与乌托邦的--简论三十年代初左翼现实主义理论的话语机制

在左翼文学史上,政治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形成了左翼文学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真实性"与"主体性"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构成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处于悖离状态,或者由于强调真实性而忽视现实主义的主体性,或者由于强调主体性而忽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前者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言说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而后者进一步发展为文学创作中的"乌托邦"叙事,三十年代"左"倾权威话语对文学不断渗透与介入,从而使左翼文坛的每一次理论调整都不断偏离求真之路,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摇荡.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舟山歌谣的生命意识

语言与社会结构互为建构的关系表明,作为民众话语重要形式的歌谣,不仅记载了民众"外在的"生活,也隐藏着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通过对舟山歌谣的总体性分析不难透视出近代舟山民众的生命意识:基本格调为沉重悲苦的生命体验;童年、爱情生活与节庆之中短暂的生命欢愉;顺应自然的时间意识和混沌的历史意识;顺应自然的死亡观、灵魂不灭的现念和祖先崇拜;"男性主宰生存、女性主宰生活"的两性关系模式等.同时,歌谣这一民众话语折射出的民众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再现了近代舟山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变迁的微观路径,也提供了一个反思主流话语的参照.     

论袁枚与乾嘉戏曲作家的交往

作为乾嘉文坛的领袖人物,袁枚与当时的戏曲作家交往甚为广泛.这促成其戏曲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并借助题词、评点等行为对当时的戏曲创作和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袁枚与戏曲作家尤其是杂剧家的交往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其"诗"或"诗人"身份的显赫位置及其对戏曲的强烈挤压,戏曲创作和演出则更加趋向于成为人际交往或遣兴娱宾的工具.袁枚非常重视人际交往,其身居文化中心的空间位置优势,杰出的文学才华与年高寿永的生命长度等,也是促成其影响的有力元素.     

20世纪80年代文论反思(专题讨论)

编者按:对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常常念及。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理论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得到讨论;同时,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其丰富多彩的话语实践,更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标本和一则个案。本期专题讨论刊发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