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域下钓鱼岛主权的历史沿革

钓鱼岛虽只是弹丸小岛,却是两岸四地、海内外华人以致中、日政府纠缠难解的一个心结。史实证明,中国至迟于15世纪初,便取得了钓鱼岛的原始主权权利。19世纪末,清政府甲午战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实现了其侵吞中国钓鱼岛的目的。二战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三个条约完全恢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权利。日本对《旧金山合约》第三条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谬解,与现代国际法理相背离,根据《冲绳归还协定》归还给日本的领土自然不包括中国的钓鱼岛。因此,中、日在钓鱼岛已不存在主权争议,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之领土。     

从中外图籍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钓鱼岛列岛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和利用的.明代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明确将其归入台湾附属岛屿之列；及至郑若曾编《筹海图编》,又将其划入福建省版图,列入海防区域.钓鱼岛列岛属中国领地的事实,在日本史地学家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中亦得到验证,并且成为国家间的共识.18、19世纪欧美国家出版的许多地图,都将钓鱼岛列岛标示为中国领土,不但采用中国命名,而且用的是福建话注音.这是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     

《开罗宣言》对台湾及钓鱼岛归还中国的认定

《开罗宣言》是"二战"时期由中美英首脑共同具名颁布,并由苏联首脑认可的权威国际条约,该宣言认定台湾等由日本窃取的全部中国领土主权归还中国。中美英首脑签署,苏联随后加入的《波茨坦公告》庄严宣布执行《开罗宣言》。两份国际条约明确地规定了缔结国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也给条约对象国日本规定了不可违背的必须条款。日本投降被盟国接受,是因为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列的各项必须条款,这些构成了《开罗宣言》作为国际条约的完整法理证据链条。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其领土主权归属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简论亚欧文化交流印迹中的涉钓史地代表作(1752—1895年)

自宋君荣将徐葆光的涉钓地图和相关文字信息介绍到欧洲之后,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上,全面体现中国人清晰的钓鱼岛地理知识的地图首先由比阿舍绘制;继宋君荣与比阿舍之后,克拉珀罗特通过翻译日本《三国通览图说》和撰写论文来间接或直接地将徐葆光的钓鱼岛地理信息客观地介绍给欧洲人,然后又进一步由老西鲍尔德对宋君荣和克拉珀罗特的相关工作予以肯定。寇松通过在其一本著作中引用一幅在德国印刷的地图,确认了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位于中国境内;在甲午战争末期,库诺夫斯基根据李希特霍芬的地图,绘制了一幅甲午战争战场概览图,该图同样正确地标定了钓鱼岛位于中国境内的地理位置。而李希特霍芬大约于1895年4月间发表的论马关条约论文之推论之一,是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部领土疆界之内的状况,在马关条约生效之前没有改变过。至此,在马关条约生效之前,以上述所列法国、德国和英国相关学科权威学者为代表的关于对钓鱼岛政治地理的欧洲主流学术观点之客观的认知状况得到了重现。     

论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外交对策

1895年4月17日,日本明治政府以武力打败清政府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在内的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日本霸占辽东半岛的图谋,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特别是同以霸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为核心的俄国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沙俄勾结德、法两国,结成联合干涉阵线,于4月23日向日本政府提     

《马关纪事》反应的甲午战争日本的战争责任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对日本认识上的不足、战略上的失败和武器装备的落后等原因,中国最终战败。面对邻国日本的侵略,中国兵将的临阵脱逃、清政府的不断议和以及最后签订的辱国条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谴责政府的无能和日本的侵略。1937年,阿英整理手头资料后编成了《中日战争文学集》一书。本文研究对象为此书中黄遵宪的诗歌《马关纪事》三、四和五。本文将通过对比手法,力求分析《马关纪事》与《马关条约》的对照关系,探讨黄遵宪眼中的日本甲午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以史为鉴,防止重蹈覆辙。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之原因及中国的应对

日本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对钓鱼岛采取“国有化”行为及措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补正国内法缺陷,体现日本政府对其的“管辖”,也是日本海洋扩张战略的“必然要求和产物”.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反制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完善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法律制度,提出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措施和对策.     

从《申报》看甲午战后国人心态

从《申报》看甲午战后国人心态赵兴元历时９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马关条约》是一个空前可耻的大卖国条约，其割地之多，赔款之巨，都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这样一个卖国条约的订立，不能不引起全中国的巨大震动。不能不给国人的心理以沉重打...     

雅尔塔条约体系在处理钓鱼岛争端上的国际法地位

在钓鱼岛争端的论战中,日本官方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代表的雅尔塔体系法律文件在确定战后东亚领土中的地位,反而将《旧金山和平条约》作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条约法依据。本文结合历史学对"雅尔塔体系"的研究,侧重从国际法尤其是条约法角度,重点考察和论证"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雅尔塔条约体系的"强行法"特质,并分析这些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的紧密关联,以批驳日本的官方主张。     

帝俄霸占哈尔滨市政始末

帝俄霸占哈尔滨市政的历史始于中东铁路的修筑,其进程是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营运而同步进行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东铁路工程局阶段、中东铁路管理局阶段和“哈尔滨市自治公议会”阶段。一、中东铁路工程局阶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在华利益的增强,引起了德、俄等帝国主义的不满。俄国政府为巩固其在华利益,增强掠夺能力,加紧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并单方面决定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中国境内通过,并于1895年8月强行派员进入我国东北勘测线路。1896年6月3日沙俄政府胁迫清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     

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领土权的论据辨析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钓鱼岛之争事起以来,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论据,大都出自1970年9月17日以琉球政府官方名义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土权”声明。之后,日本外务省根据该“声明”的精神,于1972年3月8日发表“尖阁列岛分明是日本领土”的官方见解,坚称钓鱼岛归属日本。“声明”和“见解”出笼后,成为日本历次官方发言人用来与中国交涉钓鱼岛主权的持论依据。尽管日方在申述自己的主张时提出许多理由和证据,但大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经纬线划界法;二是无主地先占法。因此,本文在弄清日方所谓主张和论据的同时,对其“经纬线划界法”和“无主地先占法”的辩词,一并加以驳斥。     

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土计划”与殖民地台湾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最终目的是把台湾彻底同化,并为此不断强化各项具体的殖民政策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策划制定的“国土计划”案中,包含:了对殖民地台湾产业及人口的分配计划等重要内容,成为针对包括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综合性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10月,由企画院策划制定了《中央计划草案》,其中针对台湾的计划案,继承了此前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制定的相关计划案。与其他殖民地地区相比,台湾的工业化构想并未受到重视,但该计划中有关工业生产目标远远高于实际状况,所以呈现了完成可能性极低的特征。虽然该计划加速了台湾对日本本土的经济性从属,但与朝鲜和中国华北地区相比,其在补充日本本土经济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文献、地理和地质构造,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其领土主权皆属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钓鱼屿名字的文献是1403年前后成书的《顺风相送》。之后,钓鱼岛列屿便不断在中国文献中出现。例如1534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以及随后的多部册封使录,1556年奉使日本的宣谕使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鉴》,防倭抗倭的史地学家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就在福建沿海海域。根据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版的《筹海图编》,包括今之澎湖列岛(澎湖澳)、台湾岛(小琉球)、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黄毛山)、赤尾屿(赤屿)等,皆纳入福建沿海军事防卫区域,在中国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土版图内。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史实,载诸典籍,斑斑可考。     

The Territorial Status of the Diaoyu Islands in 1895：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Dispute over These Islands

钓鱼岛等岛屿在1895年1月,即日本正式对它们提出主张时的领土地位,是中日之间关于这些岛屿的争端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鉴于这些岛屿是无人居住的遥远的小岛,以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其他国家对它们提出领土主张的事实,中国在1895年之前对这些岛屿行使的实际主权管理活动确立了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原始主权。由此日本无法通过先占取得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限制与反限制:韩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

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宣布日韩两国间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正式发表只能修改对韩方的出口管理规定。然后,自同年7月4日起,针对半导体等对韩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需的超精密化学原料——光刻胶、氟化氢、氟聚酰亚胺三种产品开始实行新出口限制。据部分专家们的主张,日本政府通过新出口限制措施对韩国的半导体大型企业进行一种“牵制”或“报复”,这种分析和判断确实有些说服力。但是,这种分析与事实不符,因为这次日本政府做出新出口限制措施,究其原因在于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并非是因为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的崛起。本文将对韩日两国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进行深入研究。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bstrac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United States claimed to be neutral, but was in fact pro-Japanese. Before the war, it repeatedly refused mediation requests by China and Korea and rejected Britain’s joint mediation proposal while tacitly agreeing to or inciting Japan’s launching a war. During the war, American diplomats, as wartime protectors of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nationals, frequently went beyo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Japanese spies in China. As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rejected the joint mediation efforts of European powers and helped redu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unilaterally convin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Japan’s aggressive demands so as to help Japan achieve its war aim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bias towards Japan was that it hoped to use Japan to end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order to further open the door to China while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Britain and Russia in East Asia.     

平成时代日本文化海外输出战略的特点及其启示

平成时代日本在经济步入萧条、国际形象亟需改善的背景下提出了“文化立国”及“文化外交”理念,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行本土文化的海外输出。本文首先分析了平成时代日本文化海外输出的社会背景,再从相关法律法规、代表性战略项目和以动漫为例的具体传播策略三个层面展开,由宏观到微观深入解析日本推行文化海外输出的各方举措。随后,总结日本在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力、创造经济效益、提升国际形象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提炼出日本在平成时代相对于其他时代,对比其他国家,在文化海外输出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最后针对日本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在国家文化输出过程中的实践策略。     

日本思想史脉络中的中国--以竹内好的中国论述为例CSSCI

日本战败之后,经历战争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致力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随着世代更迭,战争记忆的传承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断裂时期,而日本的学院体制也妨碍了其中国观的建设性发展。竹内好在这个时期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日益失去探求心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在日本,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未知国度”。中日之间为了真正消除战争,相互理解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友好的层面,竹内好设想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至今对我们仍具有认识论的启示意义。     

《日美半导体协议》冲击下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日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本政府的支持下,"本半导体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引发"美间的半导体摩擦。美国采取限制进口、阻碍"本引入先进技术等措施抑制"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美两国还于1986年签订了《"美半导体协议》。通过分析"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微观数据发现:《"美半导体协议》在短期内对"本半导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等企业竞争力指标产生了负面影响;"本半导体企业通过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合理布局产业链、调整经营结构、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在中期内一定程度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但"本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在中美经贸摩擦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或可从中获得启示。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