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应对方式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研究——西部民众的社会背景对其应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的影响

西部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考察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本研究以自编社会问题应对策略问卷为工具,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在西部省区通过分层取样选取3 025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单位性质、就业情况等方面不同的民众在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上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对引导西部民众的应对行为和制定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行为应对方式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研究——西部民众的社会背景对其应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的影响

西部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考察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本研究以自编社会问题应对策略问卷为工具,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在西部省区通过分层取样选取3 025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单位性质、就业情况等方面不同的民众在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方式上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对引导西部民众的应对行为和制定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中焦点问题的社会认知研究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对西部民众有关西部大开发中五个焦点问题的期望、现实评价、前景预测、态度和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民众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行为和态度正相关程度最高,与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现实评价和前景预测都有显著相关.     

"非典"时期京渝两地民众社会心理特征比较研究

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对京渝两地的556名民众进行了"非典"疫情中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预测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1)"非典"期问,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总的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他们在风险事件的认知、影响风险认知的信息因素和社会心理顶警指标几方面总体表现是正常和适度的.调查期间政府的防控措施对稳定民众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2)"非典"期间,处在不同疫情状态下的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因所处的不同疫情环境而引起的,而且也仅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本调查结果可为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和民众心理行为的有效琉导提供对策建议,为未来建立我国民众社会心理行为预警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民众社会伦理意识试析--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

民间故事反映民众的价值观念.它架构起民众的精神世界,是他们接受或形成各种社会观念的渠道之一.耿村故事文本展现出民众社会伦理意识中成人观和地位观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民众家庭联系模式的社会认知习俗.     

西部各族民众社会焦点问题解决的期望研究

为了解西部各民族对西部大开发中一些焦点问题解决期望的状况,采用自编的问卷,对西部大开发涉及的12个省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共3 526名民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各民族民众对西部大开发所有焦点问题的期望值都很高,都希望在短时间内解决一些,不要使之继续恶化下去.其中各族民众在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百姓收入提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及治理腐败方面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     

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社会反应:冲突论的视角——以中山市崖口村为例

社会冲突论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需要、利益、价值观念的差别和对立而引起的相互反对的社会互动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山市崖口村村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和态度进行深度调研访谈,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行政强制、价值观差异、未来收益差别等原因,村民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冲突,形成彼此联系的群体博弈,最终对当地旅游开发呈现支持、集体抗议、被动接受或自愿同化的社会反应.     

权力对社会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影响

权力一直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从权力的界定、权力对社会认知的影响、权力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权利对社会认知和行为影响的中介因素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有关权力对社会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影响的各种最新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已有这些研究的不足,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试论台湾社会的政治话语重构及影响

政治话语是政治行为者政治诉求的载体,政治话语建构是政治行为者重构民众政治认知并取得其支持的重要路径.在台湾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围绕“主体性”和“本土化”话语为中心展开的话语争夺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重要方面.台湾的政治话语博弈推动了台湾政治话语谱系的重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大众的政治认知样态,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台湾政治板块移动以及政治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源.政治话语建构能力已经成为判断台湾社会中政党等政治行为者政治动员能力时难以忽视的分析维度.     

社会网络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内在认知的中介效应

通过将农户对宅基地的内在认知细分为流转政策认知、经济价值认知和产权认知三个方面,进而构建“社会网络—内在认知—宅基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合肥市1121份农户调研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并促成其流转行为,且对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高于流转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宅基地未确权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对于青年和中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流转意愿,但对流转行为并不产生影响,对于老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促成其流转行为,但对流转意愿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升农户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政策认知和经济价值认知间接提高其流转意愿并促成流转行为,而产权认知的间接效应未发挥显著作用。     

社会失序的机理探析

从功能视角看,社会失序是社会秩序的整合与控制功能逐渐弱化以至于最终溃散的过程与状态,表现为社会失范、社会冲突、社会解体等3个程度不同的层面。总体看来,社会失序源于社会原有秩序功能逐步弱化和缺失。在社会失序的3个层面,分别贯穿着规则缺失与功能弱化、关系紧张与功能分化、结构瓦解与功能溃散的演化和作用机理。探寻和把握社会失序的机理,对于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

从社会学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空间两个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处理社会分层、收入差距问题上,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应该是机会公正、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三者的有机结合,为全体国民创造越来越多的公正竞争机会、公正的程序条件和公正的分配结果。社会空间属于重大的社会资源。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空间成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激烈争夺的焦点领域,特别凸显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化,许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利益纠纷都与社会公平、社会公正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本文通过阐释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与本质意含,分析了建构主义视角下社会问题研究的特点与走向,以及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国内学业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综述

学业不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从社会交往、社会认知、社会行为三个方面对国内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社会交往上,多数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儿童同伴关系不良,师生关系消极,家庭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在社会认知上,大量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消极,不良情绪体验较多,学习动机弱,缺乏正确的归因方法;在社会行为上,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儿童存在较多的问题行为,并且与未成年犯罪者有共同特征。     

中国社会矛盾学说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比较

本文比较了中国社会矛盾学说和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概念内涵、矛盾根源和解决方式上的不同,并提出了其对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若干启示。     

社会管理准则初探

社会管理准则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一般来讲,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准则;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管理的操作准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中,按照科学的程序来实现社会管理准则。在总体上,只有遵循社会管理准则,才能把握社会管理规律,才能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本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时空的社会视角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社会实践是社会时空的源泉,时间形式赋予社会发展持续性、不可逆性,空间形式赋予社会发展空间性、向外扩张性、向内积累性,社会时空是社会发展的存在形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社会时空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虚拟时空、压缩时空的产生引起了人类社会的急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社会时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立足于社会时空坐标,促进我国社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010年安徽省社会学学会年会及学术报告综述

在安徽省社会学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学暨2010年学术年会上,以"中国乡村社会建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精彩纷呈。论坛上既有社会GDP等新概念亮相,也有对诸如社会政策、社会质量等概念深度而又全新的阐述;学者们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去发现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