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及其争论

泸夷的存在,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以御戎为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对川南社会影响力的强化。因此,其时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大政方略。但部分士大夫则认为,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从历史经验看,较之军事实力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是宋朝稳定西南不可或缺的要素。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     

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宋代,中原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互市甚为发达。就宋王朝方面来讲,在互市过程中,它始终贯串着通过这种经济活动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的意图。与几千年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相比较,宋王朝的这种民族政策显然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却较小措意,尤其是对于末王朝何以能够利用互市对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这一问题更是没有触及。为此,本文试图作一初步研究,并进而揭示宋代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地位。     

“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

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     

“夷三族”探源

在拙作《秦汉族刑考》中,我提出了一个异于传统说法的新观点,认为秦汉时代的夷三族就是夷宗族,它诛及的范围是以主犯为中心上三溯三世及祖父下延三世及孙辈包含了主干和旁支的这样一个男性世系集团。秦汉的夷三族刑是承接了先秦的传统,研究先秦的族刑,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一特殊刑种的历史真象。从这一点出发,本文将试图证明:第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说“鸱夷白马”

1953年10月间,张大千先生在美国偕友人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风光,写七律《观尼亚加拉大瀑布》一首(见前书上册373页),其第三联为:狂吟蜀客银河落,怒激鸱夷白马骄。前一句,编者未注,明显是指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后一句说了很多,但却与诗意毫不相涉。编者注释鸱夷为皮制的口袋,亦用以盛酒。这里是用来比喻肚腹。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宋代的“变色龙”

俄国作家契诃夫,于1884年写成著名短篇小说《变色龙》,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媚上欺下、出尔反尔的丑角形象,读之令人解颐。而早在八百多年前的公元1111年左右,我国北宋时期的江少虞在其《事实类苑》中就写有一则与《变色龙》异曲同工的故事。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近代中国“师夷”“制夷”索论

近代师夷”“制夷”理论经历了提出、实践、发展、完善四个阶段。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延缓了中国半殖地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封建制度准备了掘差人。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试析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思想的核心思想,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     

宋代“修韵官”考论

“修韵官”一词可用于指涉在官修韵书纂修过程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官员。他们的工作涉及到韵书修撰的各个方面。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岗位,具有因事设岗的显著特征;它是一种“兼职”,一般由担任其他官职的人员兼任,并不属于正式的官制系统。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团队”,体现了严密协作的团队精神。研究宋代“修韵官”,既有助于满足今人对宋代官修韵书纂修者进行系统了解的诉求,也有助于借此管窥宋代文化范式的丰富性与独特价值。     

宋代的“义门”社区

随着五代十国战乱的扫荡,魏晋隋唐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占有相当地位的士族门阀相继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尤其是入宋以后,很少有一个大家族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取上百年的殊荣,封建庄园所拥有的特权再也无力出现。然而有趣的是,作为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在宋代却普遍存在。这些大家庭不是我们常说的宗族,宗族虽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一种社会群体组织,但作为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已经分家、异财、析?。而大家庭     

宋代“斗茶”述论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说“斗茶”为”盛世之清尚”.其实,斗茶不过是一种茶叶品质评比的方式.准确地说,是宋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这儿我们姑且不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奢侈浪费.就仅其艺术性而言,是值得我们探讨细究的.斗茶也为茗战,兴于唐末,盛于宋.唐代冯贽有言:“建(建州)人谓斗茶为茗战.”可证唐末己有此举,并且说明福建建州为斗茶最早流行地.到了宋代斗茶成为文人雅士争相追逐的一种风尚习惯,上至皇帝,下及平民无不以斗茶为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