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之以情 报之以义——论孟称舜情理观的独特价值

晚明作家孟称舜作为言情派作家中重要一员,其戏曲理论一方面注意突出情的因素,另一方面持情与理相统一的情理观。其以《娇红记》为代表的传奇创作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对其中客观存在的节义观念应作辨证认识。孟称舜这种情理观有其生活基础和思想渊源,从作家对戏曲社会功能的体认、对晚明传奇滥情创作倾向的反拨等角度来看孟称舜戏剧思想中的情理观有其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     

明清以来曲学家族文学创作态势之流变 ——以吴江沈叶姻族与杭州陈氏家族戏曲创作为考察中心

曲学家族因文人参与传奇创作与研究热度的增强而出现,成为传奇(包括南杂剧)兴盛的一个标志。曲学家族的隆衰兴替是与整个传奇兴衰变迁相始终的。作为传奇兴盛期与消亡期两个有代表性的曲学家族——吴江沈叶姻族与杭州陈氏家族,在戏曲创作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性。曲学家族这种过渡性特征主要由剧作家身份的差异、文体重心的逐步偏移及文学创作观念趋于现代化三个层面所体现。这两大家族戏曲创作所呈现的过渡性特征不仅是曲学家族演进规律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明清传奇递嬗的一个重要特征。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以情释理:孟称舜戏曲传情论新探

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作为临川派嫡裔,他深受汤显祖"至情"说影响,主张"曲贵传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表现方法,其剧作也具有鲜明的言情倾向。而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以及自身遭遇,又使其戏曲理论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走上了一条以情释理、以理抒情的情理结合的创作道路。     

从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汤显祖的"至情"观

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对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左派王学影响下,由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直接推动而形成的强大的写“情”思潮,它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案头与场上——以汤显祖传奇落场集唐诗见明清曲家戏剧观

汤显祖传奇作品落场诗大量采用集唐形式,尤其是《牡丹亭》,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传奇落场集唐诗运用的典范佳作。然而大量文辞过于典雅的落场集唐诗却显示出汤显祖剧作案头化倾向严重。部分明代曲家有意识地纠正这一背离戏曲作为舞台艺术本质的倾向,强调场上演出的重要意义,表现之一就是改编汤作时或改或删落场集唐诗。从晚明清初传奇创作实践来看,剧作家已经找到"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办法。     

《昙花记》的叙事及其演出

明清是传奇作品涌现的时代,也是剧作家们在将戏曲作为长篇叙事作品创作的摸索时代。有些明清文人传奇创作在叙事功能上的不足并没有阻碍其演出的兴盛,这与当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俗文学推广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领域的问题。晚明曲家屠隆创作与演出的《昙花记》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两方面并没有达到最好的叙事效果,但其演出仍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其中体现的戏曲规律启发人们重新审视戏曲不同于其他俗文学的生存方式。     

晚明社会与孟称舜戏曲的超现实意义

晚明的孟称舜是继汤显祖之后的又一个卓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其戏曲作品以重情为主要审美标准,曾被时人称为“言情家第一高手”。孟氏在戏曲中传达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当时具有一种超现实意义,究其原因,与晚明时期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学界的思想解放、士人的逐渐觉醒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曲品》的传奇批评与万历曲学命题*

本文以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文人传奇和曲论的空前发展为背景,深入探讨吕天成《曲品》在对待民间南戏的文化态度、传奇文体的体制构架、本色当行的曲学意义等戏曲批评内涵,从而就其关涉的重要曲学命题作出富有新意的阐释。     

李开先曲论之贡献

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曲学家,李开先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戏曲功能方面,他认为戏曲是抒发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的工具,对戏曲功利观不无匡正;在戏曲本体论方面,他认为戏曲源远流长,南北有别,文辞尚俗,崇尚金元,对戏曲本色论有推波助澜之功;在戏曲演出上,重视演员、乐工、伴奏乐器对戏曲表演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强调场上之曲有所裨益。     

重评汤沈之争

明代中叶,是我国戏曲史上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就在这时,汤显祖和沈璟这两位戏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戏曲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以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汤沈之争的起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新思想也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内初露头角,而汤显祖则是这一新思想的代表,他要在戏曲中宣传这种“反封建、反保守的民主思想。”相反,沈璟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     

“汤沈之争”的美学意义

“汤沈之争”是指明代以汤显祖和沈璟为代表的两种戏曲流派的尖锐对立。对此明人已有评论,以后一直引人注目,成为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前人的评论多从创作理论入手,着眼于表层的“情”与“律”的矛盾,未能揭示出深层的审美观念之诋牾。本文试图从明中叶之后审美意识发生强烈嬗变,新旧审美观形成矛盾冲突的历史事     

清代戏曲审美风格理论初探

清代戏曲理论是对晚明时期已初显端倪的种种戏曲见解、倾向的发展。清代初期的戏曲风格理论,有苏州派作家以素朴为美,自浅见深的自觉的审美主张与创作追求;有李渔在理论上对文词与本色兼擅、素朴与华丽并美的系统论述;有洪、孔尚任走的与汤显祖比较接近的侧重华丽又兼有素朴的思路。清代中期,昆腔衰落,花部繁兴。这一时期少数有真知灼见的戏曲作家和理论家如徐大椿、黄图等对戏曲风格理论提出了许多十分深刻而准确的见解。尤其是焦循,其戏曲审美风格论直逼中国戏曲本色素朴之美的本质,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资源中,最终确立了以自然素朴为美的文艺样式———戏曲———的地位。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因事以造形 随物而赋象——孟称舜戏曲人物论新探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剧论史,在明中叶以前,关于戏曲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剧作家及理论界的充分重视。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孟称舜,极大地发展了前人成说,明确提出戏曲创作要遵循"尤为其人写照"的基本原则,追求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主张运用艺术概括、犯中求避、以形写神、"化其身为曲中之人"等具体方法来塑造人物。孟称舜的戏曲人物论既承绪前人,又独出机杼,对金圣叹"性格"论及李渔"全以身代梨园"观点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汤显祖与江右文化

长盛不衰的江右文化传统,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晚明心学的深刻影响,有力地提升了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对儒家文化的忠实信仰和实践,以及汤显祖宦海浮沉的经历,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江右宗教文化的影响,为汤显祖的戏剧融入神秘而又瑰丽的色彩。江右文人的铮铮风骨和强烈文化情怀,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江右戏剧文化的繁荣,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晚明皖南戏曲家群体综论

嘉靖、万历以后的晚明时期，安徽皖南地区涌现了一批戏曲家，有创作了《大雅堂杂剧》的汪道昆，有创作数量繁富的汪廷响，有率先整理加工目连戏的郑之珍，还有余翘、吴大震以及以表演评论著称的播之恒等，共计有16人。对这些戏曲家，有关的文学史、戏曲史也作过详略木等的介绍和评价，但是，他们作为共同生活于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群体现象，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戏曲创作或评论的区域文化特色也没有得到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戏曲文化现象试加讨论。一、晚明皖南戏曲家群体的生成条件晚期时期是戏曲创作继无杂剧之后…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论晚明家乐戏班的兴起及其戏剧史意义

晚明是家乐戏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相望若林的家乐戏班不仅与职业戏班一道把晚明的戏剧演出活动推向高潮,而且对昆剧表演体系的完善,传奇创作、理论批评的繁荣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