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的机理剖析

我国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应发现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和制度背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所谓理想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我国放松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限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全球治理论析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秩序的变革密切相关.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存争议的概念,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解读,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面.目前,全球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国内-国外边疆治理模式以及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同样不具有普遍性,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孕育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云治理"。"云治理"的发生及其运行,皆直接源于"大数据"的充分发掘与广泛运用。通过"大数据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云治理"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挑战。"云治理"的本质和诉求就在于,善于将各种治理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的整合、利用与服务,由此对社会治理思维、风险控制、主体选择、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云治理"开启了一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全面治理"新时代。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和"宁波模式"三个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应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推动多元共治;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动员政府之外社会力量,促使其在经济方面支持社区建设;创新服务手段,发挥媒体和网络优势。     

美日韩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跨过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而存在,但其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具有独立性.本文对美日韩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从中得到的启示能够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有所裨益.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机制选择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一种"市场导向型"与"银行导向型"相结合,且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导的混合模式。实践表明,这种奉行股东至上理念、简单模仿英美模式的治理安排,导致了公司治理行为的严重扭曲和低效。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借鉴德日模式,重构和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的社会学分析:结构与功能

公司治理问题是当今企业理论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公司治理问题时 ,首先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组织 ,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经济与社会职能的 ;社会学视角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 ,这一过程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 ;企业的结构治理实质上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机制 ,功能治理是一个企业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机制 ;公司治理的社会力量———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对企业的治理机制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中国融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最优路径及政策建议

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使得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跨国公司组织生产的方式逐步从对外直接投资转向通过合同关系与其他的企业建立联系,形成了网络和半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在对国际生产体系变革进行价值链分析中发现,中国融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最优路径是通过与东亚国家建立区域一体化生产体系。而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树立中国产品的品牌形象、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推行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完善竞争政策等。     

以社会责任为视角看跨国公司治理模式

跨国公司在不断加强海外经营活动的同时,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令人堪忧。同一公司在母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经营行为及其效果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往往大相径庭。除因制度的缺位造成失控状态外,跨国公司行为及其效果发生异变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缺失。跨国公司本身的治理结构与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理念下,应当以公司社会责任为本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治理模式。     

论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规范

家族式企业自诞生以来始终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族式企业不仅在中小企业,而且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也居主导地位。然而在我国,家族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级的企业组织形态。本文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的分析后认为,一方面,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特殊的效率,家族式企业因而并非是低效率的企业模式;另一方面,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公司的不规范之处,我们为此提出了相应制度规范的途径。     

控制权过度偏离与企业集团治理改进

在集团公司内、外治理监督机制弱化的背景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过度背离,将导致控股股东更偏好于获取控制权收益,从而产生公司治理风险.目前,我国集团母公司控制型治理模式,制约着我国集团公司的发展.应该通过完善和强化公司内外治理,形成均衡、协调的"利益平衡"治理机制,降低集团母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风险,提高我国集团公司的治理效率.     

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会、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各种民间团体大量涌现.通过社会动员、汲取政治资源、与政府合作等参与方式和策略,民间力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民间力量的兴起对我们理解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变迁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跨国公司治理机制与中国跨国企业改制

跨国公司治理的实质即为母子公司治理,但跨国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并非仅仅在于一个基于母子公司的权力划分结构及旨在保证母子公司权责利制衡关系的刚性公司治理结构,而在于超越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一套完备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系统。作者在揭示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系统的完善性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对我国跨国企业治理机制改造的重点作出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