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古代诗人中,他对杜甫评价最高.杜诗对钱钟书的人格、气质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钟书的杜甫研究主要包括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杜诗的境界、杜诗的创新精神、杜诗的影响等方面.杜诗对钱钟书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对杜诗的化用、对杜诗句式的模仿、对杜诗意象的借鉴、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等方面.     

论徽商对"三农"的贡献

明清徽商对"三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徽商对农民的影响,首先是给家乡农民带来了新观念,改变了对经商的看法;其次,带动更多的农民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第三,徽商重教兴学,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徽商对农村的贡献,一是转移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减轻了农村的土地压力;二是改变了徽州农村的落后面貌,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加强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村的生存环境;三是加速了一些地区乡村城镇化进程;四是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文化品位,有助于文明乡风的形成.五是徽商的扶贫济困,不仅维护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徽商对农业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发展;徽商的经营活动还刺激了农村副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对明清徽商的历史作用,确实要重新评估.     

庄子之苦乐观及其现代启示

庄子所感受的苦、所追求的乐都在于精神感受.现实之苦在于世俗生活中的拘束或奴役,在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在于人们无法摆脱现实的处境.现实的地位、财富、欲望的满足并非庄子之苦的主要内容.庄子认为人类的有限性是人类之苦的根源.庄子的逍遥之乐在于超越现实束缚的自由的感觉,在于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体验.这也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但不是现实欲望的满足.这种精神境界的提升可以是无限的,可以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体验.从现实之苦到逍遥之乐的转化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宁静,而心灵的宁静在于认识到世界的客观性和非目的性,避免面对苦难时的狭隘的、个人的、目的性的解释;在于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避免对个人或群体抱过高的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超越现实之苦去追求精神境界的无限提升.     

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

中国当代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谓世界性的问题是指,只要是构建市场社会就必然会遇到与西方相似的问题: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运动;原子主义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功利主义行为;由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信仰与权威的消解;交往生活的陌化造成的认同与归属的危机.所谓中国式的问题是指,建立市场社会30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以中国人的方式解决着各种社会问题,此所谓中国实践的世界经验.然而,我们的哲学却没有很好地以哲学的方式总结这些经验,并把它提升为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限制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现在缺少的不是实践经验,而是总结这些经验的中国当代哲学.     

简论抗战时期晋冀农村冬学教育的意义

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封闭、冷漠、落后、缺乏文化传统,封建迷信盛行,民众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对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漠视,长期制约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进入抗日战争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必要因素。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农村,因此,为了加强农民的教育,克服民众的政治陌生感,激发起他们当家作主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根据地和解放区充分利用冬学,对传统社会心态进行有意识的改造,推动了这一地区民众的觉醒,加速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从而最终使广大农村地区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地。     

当下文学理论的两个向度

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领域,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对于文学理论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当下的很多文学理论方面的话题无疑都可以被整合进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的改变--理论在过去所具有的那种透明性与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复存在,理论和现实一样处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状态,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的共同原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与文学理论文化理论走向正是现实变化的结果,以及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需要做出的应对.     

《资本论》的奢侈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文章对<资本论>的奢侈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奢侈思想主要有:奢侈是资本的交际费用;奢侈是资本家的消费特权;奢侈对社会再生产有重要作用.在对上述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文章提出,<资本论>中的奢侈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和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萨德与康德:伦理学的新境域

将萨德与康德相提并论,始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但比较萨德和康德所带来的真正的思想冲击来自于拉康.与霍、阿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拉康是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入手来考察康德和萨德的关系.如果说在康德那里,道德法则作为意志的普遍立法根据,必须排除任何对象、利益、情感、幸福,那么在萨德这里,快感也具有同样的地位,为了自己的快感,必须毫不考虑对象(受害者)的感受,必须将道德、仁慈、法律统统摒除.对萨德式的主体来说,满足自己的快感正是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将康德与萨德相提并论,在拉康看来,绝不仅仅是因为可以顺理成章地从逻辑上将萨德式的"追求你的快感"过渡到康德式的"履行你的义务",而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律本身就为欲望预留了位置,当然,这不是道德主体的欲望,而是他者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德为康德的哲学补充了肉欲的调料.拉康的独特发现是:不是说萨德是暗藏的康德主义者,而是说康德是暗藏的萨德主义者(虐待狂).     

民间与庙堂的融合与疏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民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最具民间意识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规范的庙堂文学是一种既融合又疏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文学形式表层上,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很好地融合于解放区提倡的文学民族形式,但在思想精神深层面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思想的文学与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疏离断裂的.从民间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本质,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做出如实的纠偏.     

十月革命的精神:政治变革的突进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所谓"突进性",指事物的发展具有迅速的、猛烈的、勇往直前的性质.所谓"渐进性",则指事物的发展具有平缓的、温和的、逐步演进的性质.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俄国的政治变革具有迅速的、猛烈的、勇往直前的性质;经济社会的发展则具有平缓的、温和的、逐步演进的性质.或者说,政治变革的突进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渐进性,是十月革命的特点之所在,是十月革命的精神之所在.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金融安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金融的内容应该包括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     

康熙帝遏制圈地浪潮的历史启示

战争与改革是封建土地关系调整的两个杠杆.选择何种方式来理顺土地关系,特别是遏制过分的土地兼并,对于王朝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明末清初王朝易鼎,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而推行野蛮的圈地投充政策,使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造成了土地的过分兼并,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危及社会的安定.康熙帝以和缓的改革方式,通过实施更名田制,避免了暴力的战争手段,使国家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改革的成功,在一定时期遏制了过分的土地兼并,从而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固,造就了"康乾盛世".     

转型期我国社会多元利益冲突与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广州、珠海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珠三角的广州市和珠海市的城中村改造实践为例,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格局及利益关系的协调,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各方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政府在改造中必须切实履行好利益协调责任,并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通过有效的政策调动各种力量特别是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应当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协调定位,注重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利益协调渠道的构建,突出其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多元利益冲突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科学"和"技术"的源流

一 据诸多学者考证和众多辞书记载,英语和法语中的science(科学)源于拉丁语scientia一词,而science是在14世纪进入英语词汇的,其词义几经进化才达到近代的科学的含义.关于science一词的源流,麦克莫里斯的研究十分详尽,他既介绍了各家的探讨,也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表明,scientia虽然与等价词episteme(认识)有关,但它具有普适知识的含义,而哲学则把普适知识看做是它的本分.在17世纪科学革命前,科学被视为scientia,即它只是以世界为中心的哲学关注的一部分.在科学革命后,它变成主动的活动,变成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的和语义学的论据支持早期科学的这种特征,这从亚里士多德延伸到13世纪,此时在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著作中首次出现关于科学的独立的观点.在这里,已经可以瞥见scientia意义的变化,直到17世纪这种变化才得到认可.     

苏轼的敌人

苏轼一生中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对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本文考察了苏轼的敌人以及他们视苏轼为敌的缘由,为我们深入观察苏轼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此外,才高招忌也是苏轼树敌甚多的重要原因.苏轼的敌人中不乏忌恨其盖世天才而由忌生恨的人物,这也为我们理解苏轼的才学和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     

权、合理性与司法裁判——古典司法的一种样态考察

守经和行权是古典司法的两种基本样态.行权主张反经而善并怀其常经,是一种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的法适用理论.权的实质是通过法律的合理化解释,来解决个案中律法不可用的问题.法律的有效性处置和判决的合理性证成问题,是行权司法须面对的两个难题.由于缺失具体的方法指引,行权始终存在擅权和叛经失节的可能.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试析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

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苏联人民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产生了严重的个人崇拜.从时间这一纵轴上来看,当时苏联国内外人民对斯大林的崇拜,是以俄国的专制主义和封建崇拜的历史传统为基础的,是苏联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从当时苏联社会情势这一横轴上看,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当时的特殊国情及社会主义建设状况和斯大林个人的偏好等多种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     

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

儒学自清末以来,经历了西学的冲击、学科化的置换过程和哲学性的洗礼.在现代社会结构根本改变和政治化的强力批判之下,儒学失去了它原有的形态,先是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化为古典材料和国故,成就了所谓"国学";继尔脱开历史学的有限庇护,通过哲学思辨体系的创造,突显和凝固了超越时代性变化的那些永恒价值.在全球互动与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下,儒学又获得了打破封闭、走出书斋的机遇.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将逐步走向世界,也将终究回归于现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