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悲剧情结及其诗歌的悲剧意蕴

李贺一生有三个难解的情结凝聚于心中，导致他写出悲感浓郁的诗作。李贺诗歌题材的选择、意象的创造，都围绕“写悲”这一中心。他极力描写鬼域和仙界，也是为了抒发现实人生中的悲痛之情。抒写悲慨是李贺诗歌的意旨所在和主要内容     

李贺悲剧人生对其诗作的影响

李贺是中国诗歌史上奇特的“鬼才”,他悲剧的一生直接影响了他的诗作的格调、感情、构思、想象、意境、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內容,使其诗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幻新奇及其成因

李贺在他众多的神鬼诗里,描写了许多神仙、鬼怪意象,使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虚幻新奇的艺术风格;此种虚幻新奇意象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他对屈原以至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艺术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和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心态密不可分。     

从意象与题材的选择看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

李贺是一个悲剧诗人,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题材的选择,都是以抒写悲慨、苦闷为主。对鬼域和仙界的描写,也是为了抒发自己在现实人生中内心的悲痛和愁苦。本文从意象和题材两个方面来阐释其诗歌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浅论鱼玄机的双重人生悲剧及其成因

鱼玄机是晚唐一位才貌出众而命运又十分悲惨的女诗人,是女性文学史上一位典型的悲剧人物。鱼玄机的悲剧具有双重性,本文试从其婚姻悲剧、人格悲剧来分析其人生悲剧。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沈从文《边城》悲剧成因新探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人性善的杰作”,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也被看作是善的悲剧。但《边城》的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它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试论西北回族叙事诗中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

悲剧意识是西北回族叙事诗的艺术特色之一,它体现在叙事诗的方方面面。作为心理定势,悲剧意识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一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经济形态相联系的。西北回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叙事诗中的悲剧意识,也体现了回族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反省。     

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具有不少异同之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人都没能珍惜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用情太专、自我迷失;对家庭和婚姻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安娜强烈的负罪感和经济、感情的依赖性使她日益自私、偏激;爱玛则过分地追求脱离实际的浪漫激情。安娜和爱玛的悲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时地重复上演,对她俩的悲剧成因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人格结构看窦娥悲剧的成因

窦娥悲剧成因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都从外部因素着眼,较少关注到窦娥自身的因素。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剖析窦娥的人格结构,可以发现其中的复杂矛盾;分析此种人格结构状态与窦娥命运的关系,即可窥见窦娥悲剧命运的另一种重要成因。     

李贺浪漫主义诗风的成因

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独具个性的诗人。丰富而神奇的想象、美丽的神话传说、绚丽的词藻 ,形成了他诗歌的浪漫主义基调。这是不争的事实。李贺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他的独特艺术追求、受《楚辞》影响以及自身际遇密切相关     

项羽政治悲剧原因探源

项羽是历史上一个形象丰富饱满的悲剧英雄。导致其政治悲剧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缺乏开创一个盛世王朝应有的政治才干与眼光;刚愎自用,不懂得延揽并尊重人才;暴戾残忍,不恤民情;自恃才高,过分迷信武力。     

中西古典悲剧主人公性别差异成因透视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使原始女性崇拜意识保留下来,并以潜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人;西方上古历史的断代性使男性崇拜意识深入人心,并且与社会意识相一致,从而对西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生成的源头。在男权社会里,中国的社会道德意识使中国女性遭受的不幸和毁灭多于男性,而掠夺性文化主导的西方社会使男性遭受更多的磨难,这构成了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的社会基础。中国剧作家地位低下,极易理解同情女子的悲苦,而西方的悲剧作家通常并非社会的“弃儿”,而是社会主导意识的代言人,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形成的关键。     

李金发和李贺诗歌比较--试探二李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及成因

该文意在比较李金发和李贺诗歌创作审美特征:以朦胧为美,以晦涩为美;以怪异为美,以荒诞为美;以丑陋为美,以死亡为美。并探讨了其共有的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共有的缺失性体验造成的异常认知,又源于原始思维的审美相似律所造成的艺术形式的选择。     

论李贺诗的悲剧意识

中国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李贺诗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表现出彻底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历史价值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李商隐政治诗的悲剧创作心态

李商隐一生以悲苦执着的政治追求创作了大量政治诗。然而在其政治诗的创作中 ,由于晚唐社会的悲剧使诗人不仅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 ,也孕育了“才命两妨”的悲剧命运意识和“人间桑海朝朝变”的悲观宿命意识 ,并使其政治诗创作浸淫在“爱君忧国去未能”的悲剧心态之中。本文从李商隐政治诗的创作心理历程分析了其政治诗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 ,揭示了诗人政治诗悲剧创作的心理轨迹     

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审美分析

李贺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似乎不循任何理路,不遵任何规范。像雨后的彩虹,凭空而来,又倏尔逝去。但是,当我们试图超越生命或深人生命时,我们又是那样真实地感受到李贺的存在,他的诗歌素来以悲凄、怪诞著称,诗作从里到外都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剧意识。本文着重从审美角度来分析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识：以病为美、以悲为美、以寒为美、以怪为美。     

"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李贺诗歌的通感手法及其心理机制

自钱钟书先生指出通感修辞现象以来 ,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把中唐著名诗人李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李贺诗集中通感手法运用的归纳整理 ,认为按心理机制分类 ,通感可分四类 :一、由心理共感与形象夸张形成的通感。二、由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三、由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四、由对自身生理反应的内省产生的通感。本文对四类通感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探讨 ,试图以新的视觉去接近李贺 ,进一步理解李贺创作的真谛     

不幸人生的诗意书写——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的悲剧意蕴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是文学史上首次集中咏马的组诗.诗人对马情有独钟,马是诗人命运的化身和人格心灵的寄托.组诗生动表现了诗人的用世热情、凄惨遭遇和痛苦的生命体验.与之前文人写马咪马之作相比,他这一组诗中以马自况的意味更为明显,而且由于诗人不幸的人生际遇,使得他的咏马诗也浸染着浓重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