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研究

行政程序立法在我国尚处于薄弱环节,但是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法律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需要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在对行政程序违法的主体和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律规定和责任判定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存在责任规定缺失、责任规定有失规范、责任形式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首先要健全无效、撤销、补正等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次应完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时间的控权功能探析

时间在法律上有实体和程序双重价值,实体上可称做时间权限,程序上可称做时限程序。时限作为程序要素主要为了落实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原则。为弥补我国时限制度的不足,必须以法赋予合理时限以法律效力。对于时限程序的违反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超越始期,如对于法无溯及力原则的违反;二是超越终期,即逾期行为。时间以时间权限从静态上控权,以时限程序从动态上控权。理论和实务中将行政主体违反时间规定仅仅定性为程序违法,抹煞了时间作为权力界限的实体法价值。必须合理界分时间违法的两种法定理由和法律属性,做到分辨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法律定性。在界定时间权限违法和时限程序违法时要注意两点:其一,二者是分层次的,前者是第一位的和根本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和派生的。其二,应理顺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与时间违法法律定性之间的关系。     

试论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后果

程序和实体的完美结合,才能实现完整的正义。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有关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体现行政程序的价值,因此,应当对不同程度的程序违法情形进行区分,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为了凸显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应当建立禁止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后可以重新作出的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比较研究

西方国家通过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听证制度。规定了行政听证在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听证的组织者、主持人、参与人等行政听证主体;规定了通知、正式听证前的会议、听证开始、听证终结等行政听证法定程序;规定了行政听证笔录的效力和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责任等。这些规定对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析行政处罚听政程序的基本理念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有利于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因此,我国行政处罚听政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应坚持以下基本理念:即公开理念、职能分离理念、事先告知理念、案卷排他性理念,并进一步加以完善。     

紧急行政程序论纲

紧急行政程序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的行政程序,在我国国家应急制度走向法治化的今天,理论界及实务界应充分关注紧急行政程序问题.域外的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行政程序的规范提供借鉴.实行紧急行政程序应遵循效率原则、公益原则、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具备一定的条件后可以启动紧急行政程序,行政主体在对危险的等级和类型识别判断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紧急行政措施,紧急行政程序中公民应当履行更多的法律义务,权利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违反紧急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行政公诉的理性认识

加强行政公诉理论的研究对行政公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利于制约行政、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保护弱者利益;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应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受损的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公诉制度的基本构架应该包括行政公诉程序的启动、行政公诉前置程序和举证责任等.     

论行政程序违法的认定

我国一向比较重视实体违法的研究，对程序违法的认识却始终没有突破陈见，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实体违法问题认定比较清楚，但对程序违法认定存在不足。行政案件中，该问题更加突出，长此以往，对行政法治危害很大。要高度重视行政程序违法问题，把握影响行政程序违法认定的两个因素，明确在我国行政程序违法认定的具体标准。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之一.但是,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却是,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失落,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序滞后.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行政程序如何"法典化",我们需要若干基本共识加以引领.这若干的基本共识应当是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而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并存则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模式.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是制定具有通则意义的行政法典.     

论行政指导及其程序

行政指导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一种非职权行政活动 ,具有行政职权行为所无法体现的功能。本文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概念和形成的背景为切入点 ,着重讨论了行政指导行为的原则、方式、实施依据和条件等问题 ,并基于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构建了行政指导行为的主要程序     

行政决策的程序价值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行政决策程序的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问题时有发生。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是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程序参与性、公开性和及时终结性是行政决策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行政决策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的程序理念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制度为核心,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     

论非诉行政执行期限性质与逾期责任

法律设定非诉行政执行期限的目的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政非诉执行期限属于义务型期限,期限届满的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权利,逾期提出申请属于程序违法。程序违法的性质和非诉行政执行中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不一致,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因逾期申请而免除执行生效行政决定的法律义务。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所指向的客体是公共利益,将"不予受理"作为行政机关逾期申请的法律后果,不仅没有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机关起到任何惩罚效果,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公共利益。为兼顾公共利益和惩罚行政机关程序违法行为,法院可以在受理行政机关逾期提出申请的同时,采取将行政机关逾期情况予以公告、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措施,构建将行政机关责任作为不利法律后果客体的制度设计,还能够一并解决行政机关在非诉行政执行期限届满后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不作为问题。     

程序正义理念下的行政立法规制

行政立法是行政权扩张的产物,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立法实践中,立法冲突、立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权力运行机制的警惕.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直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道义力量,而行政立法的特点和现状呼唤程序正义理念.以程序正义理念作支撑,搭建一个民主、理性的行政立法法治框架是本文立论的基础,并以此提出:在行政立法的启动阶段应赋予公众行政立法动议权;在行政立法的制定阶段应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机制;在行政立法的完成阶段应引入有限司法审查机制等构想.     

民生立法视域下的给付行政程序辨析

民生立法应基于正确的给付行政程序观念,这要求我们对给付行政程序概念进行澄清.“给付行政程序”不等于“非控权行政程序”、不等于“授益行政程序”、也不等于“给付行政行为程序”.目前国内法律界对给付行政程序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2008年颁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明显缺失给付行政程序观念,2011年颁布的《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虽有所校正,但仍未厘清是否统一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的问题.《社会救助法》(草案)则在诸多方面存在给付行政程序的偏差.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辨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立法目的既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比分析域外相关立法例,我国现有理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予以定性的"民事没收性质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强制处理方法说"、"综合说"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根据程序分类的基本理论和立法对该程序的基本规定,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是一种刑事没收性质的刑事特别程序。     

论正当的行政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是发端于英美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英国正当法律程序有两个基本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由包括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区分。正当行政法律程序的制度主要表现为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行政回避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效率制度、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指导程序规范要论

界定行政指导程序的含义及特点 ,明确行政指导程序设置的基本原则 ,解析行政指导的具体程序规则 ,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程序制度的若干问题。     

论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考察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史着手，结合行政法学发展史，提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看，基本趋势是通过法律条文表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也应当如此。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认为应当是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开原则和程序公平原则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原则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合法性审查意味着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一般不予审查。然而,无论是从“合法性”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从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的关系看,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没有明确排除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相反,其关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的规定,都反证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     

论我国行政复议法应增设补正决定

行政行为的补正是涉及行政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违法责任的重要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与立法都允许对存在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补正。作为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主要为维持、履行、撤销等,并无补正决定。基于程序价值、行政效率、法安定性、法律制度衔接等考虑,我国行政复议法应增设补正决定,明确补正决定的适用条件、补正方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