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盲人摸象的困局：“法的渊源”概念辨析

“法的渊源”作为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却一直在“盲人摸象”的定位困局中挣扎。从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模糊性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概念定位。在当今中国,立法中心主义与司法中心主义之争的“法的渊源”定位,浓缩了大多数概念中存在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中也有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在法理学领域,法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基础性、法的渊源自身的多维性、单一视角下形成的共识都为综合视角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可以说,法的渊源是法律人作出法律决定时所依据的权威性理由。     

论黑格尔和德沃金法理学思想的相似性——兼论两者法理学思想的定位

黑格尔和德沃金是西方法理学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之下,也不是同一时代的法理学家,但是他们的法理学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他们的法理学理论在自然法方面是很相似的;同时,他们的法理学理论也都体现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因此,本文认为,德沃金与黑格尔的法理学理论在定位上是介乎于自然法理论和实证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法理学理论.     

民事证据的法理考量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法理学视角审视了新的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渊源、法律移植、法律价值三个层面的利与弊,并做出法理学的客观评价,拓宽了对证据制度研究的角度,深化了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法理学研究进路的三次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法理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法"二元关系和阶级分析进路之中,法学成为"阶级斗争的科学"。改革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决定性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背景下法治观念和权利话语开始兴起,权利本位论成为中国法理学范畴研究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始终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格局中,法律移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面向西方、面向传统的典型知识论反应。迈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开始在法学多元竞争格局下不断反思与超越,法理学者清醒认识到,中国法理学既不可能从西方法学原理中移植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经验中直接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主体性"进路,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原创理论,以科学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解释和理解中国法的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提炼中国法理。     

评现代西方法理学

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通称为"法理学"(英语jurisprudence的一义)或"法律哲学".这里讲的"现代"泛指自20世纪开始,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现代西方法理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法律思想;另一个是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其专业而论,除主要是法学家外,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就阶级性来说,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法理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进行辩护的.     

"首唱"与"唱和"--再论法治的"共识效应"

要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应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解决好社会性的号召与个体的道德响应之间的关系,笔者称其为形成法律人的"首唱"与非法律人的"唱和"的法治的共识效应.为此,本文通过对"共识效应"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分析后,试图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统一的视角,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出具有中庸思想特色的若干己见.     

生态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用语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其概念内涵并不明确.国内外学界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生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等相关问题上.正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主义,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注意倾听生态社会主义的声音,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论法律的物质基础

本文着眼于对法律本身实然的科学认识态度 ,对当前法理学界将法的物质基础作为法律的特征加以定位的误区给予勘正 ,以期在法理学研究中 ,能对法律的存在根源给予客观的认识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背景下“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互动性教学探究

"法史学"与"法理学"是"理论法学"学科群的两块基石。在教学中,要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究将"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进行互动与贯通,一方面引导学生运用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审视中国法制史的发生、发展,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与问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思考中国法史学对法理学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挖掘法理学的本土资源。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