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深厚淳质,植意卓绝——论杨万里的辞赋创作

杨万里辞赋所展现的仁者情怀是以“诚”为基础的,不欺心是他的立身圭臬,也是他为文的准则.他的辞赋对情景情理的深入展现体现了他对“理”的境界的体会.在他看来,自己的心灵是天理的反光明镜,其赋中的情景描写所呈现的是天理的光辉.其深邃的哲思,体现着万事万物所蕴舍的理.可以说,在杨万里的辞赋创作中,理学的格物致知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是统一的.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学专家.他积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辞赋的译介、研究及学术交流、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辞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昭明文选>所收赋篇的英文翻译;对汉魏六朝赋篇的具体剖析;对西汉赋家扬雄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古代赋学若干专题的精深研究.康达维教授的这些成果代表了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康达维教授也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谢朓辞赋探析

谢朓辞赋主要集中于西邸文人汇聚之时和供职随王子隆前后,这和其本身文学侍从的社会角色有关.他的赋作内容有咏物、游览、归隐、酬答四个方面,无当时盛行之艳赋,较前人、时人多有发展.谢朓赋作有明显的屈原、陶渊明情结.他的赋作也体现了艺术上的探索,有明晰的文体现和其他文学特色.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鲍桂星《赋则》考论

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他师从吴定、姚鼐学诗文,成为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因其进士及第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使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又成为桐城文风与翰苑文学结合的范例.鲍氏在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所编纂的(赋则),选录自战国到清代的赋作,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吴筠辞赋略论

吴筠既是唐代著名高道,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他的赋歌颂了闲适恬淡的隐居生活,展现了崎岖坎坷的修道历程,对现实世界往往也具有批判的精神。他的赋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忧世情怀及向往山林、追求逍遥自由、希求延命成仙的道教文化意蕴,对当时的假隐之风也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及丰富的道教哲学思想。在语言表达方面,善于化用或引用前人语句、篇名入赋;在赋的表现方式方面,善用比兴手法,不愧为唐代卓有成就的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