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构建

有效识别返贫风险并及时预警是阻断脱贫人口返贫的前提.采用生计脆弱性 分析框架构建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并对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 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结果发现:脱贫户的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 风险和金融风险,是兼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物质、社会风险的高度复合形态;脱贫户返贫预警 机制应结合警度与警源,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持续测度其生计状况,评估政策有效 性,优化改进方案.因此,民族地区政府面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政策制定需要因户制 宜;五大返贫风险需应对及时,靶向精确;应着力于改善区位条件,挖掘资源优势,为脱贫户 提供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选择.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社会帮扶对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的影响机制——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

基于脱贫摘帽地区586份调查数据,从心理动力场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帮扶对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的影响,考察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及其与主动性人格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社会帮扶对激发脱贫农民主动性人格、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感知社会支持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下,主动性人格在社会帮扶与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感知社会支持与知识吸收在社会帮扶对主动性人格、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均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且,感知社会支持和主动性人格、知识吸收和主动性人格在社会帮扶对生计发展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帮扶与脱贫农民生计发展内生动力之间关系的认识,拓展了二者作用关系的边界条件,丰富了内生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对增强脱贫群众生计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脱贫地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基于两个县域的比较分析

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面脱贫。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脱贫地区的脱贫人口还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风险依旧存在。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对脱贫地区防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展开研究。在论述构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开展的探索实践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防贫监测与帮扶机制构建的具体路径,即需要科学确定监测标准,精准锁定监测对象;分类分层进行预警,建立完善的动态预警机制;细化优化帮扶举措,构建多层次和复合式的帮扶机制,才能防止规模性返贫,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

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成为蚕食扶贫开发工作成果和阻碍扶贫目标顺利实现的顽疾。理性分析贫困的多维分析视角、脱贫人口生计脆弱性特征与减贫工作发展方向,准确识别扶贫开发进程中脱贫人口面临的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风险,利用"生计空间重塑"理论清晰梳理风险因素致贫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脱贫人口后期发展扶持策略:实施精准扶贫,推进精准脱贫;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关注新型扶贫模式创新;健全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预警,完善脱贫人口后期扶持;严格精准扶贫考核,优化扶贫开发工作条件保障。     

阶梯钻钻削AISI4340的轴向力和刀具温度研究

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视角,引入非认知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各维度按照影响程度高低依次为积极自我、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与纯粹农业策略相比,选择非农就业策略或农工兼业策略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策略和农工兼业策略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户非认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加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最终实现相对贫困的缓解。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 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 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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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甘肃、宁夏和湖南三地首轮退耕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A F双界限方法测度退耕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借助精确断点回归设计,实证检验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补贴到期农户各维度及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未到期农户;第二,补贴到期对相对收入、充分就业、生活水平、主观感知维度及多维相对贫困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补贴到期对老年和低收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正向影响效应相对更强。鉴于此,从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建立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及完善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构建后脱贫时代可持续性帮扶措施研究——基于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分析

2020年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下,挂帮单位资源下沉,囿于政府自利性以及受限于农户小农性,易导致政府政绩观导向有偏差,同时上级资源嵌入乡土和乡域过程时往往出现发展产业只兴不盛,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帮扶措施。本文以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为研究视角,分析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中挂帮单位如何有效精准发力,从实际出发制定并执行可持续性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     

共同富裕视域下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探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注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存在的低收入群体动态识别机制、防止返贫常态化帮扶机制、应对突发因素返贫的动态监测机制、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待健全问题,亟需从识别、帮扶、监测、发展、衔接方面入手,拓宽防止返贫现实路径。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困难家庭2014～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已成为扶贫举措中一致的共识。基于2014～2016年中国农村困难家庭面板数据,尝试探究精准扶贫以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单纯提供资金补贴帮扶方式显著降低其客观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就业创业的积极帮扶能显著提升其主观脱贫内生动力。对此,建议精准扶贫政策设计考虑对贫困群体建立有关贫困深度和陷入贫困时长等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帮扶,贫困程度较深者除了物质帮扶以外,更应注重培育其脱贫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实施积极的帮扶政策,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对贫困程度较深者持续进行跟踪并健全政策配套。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