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价值取向及其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冲击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分化,依据经营价值取向,可划分四类经济主体,即“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体系。通过比较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发现占主要比例的“留守农业”和“中农”是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也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双向流动秩序提供经济基础。家庭农场是农业经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途径之一,其经营者是新型农业价值观的承载者。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具有排挤小农的取向。出于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小农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而予以保护。     

基于全员生产效率视角的农业经营主体辨识

农业经营主体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是坚持家庭经营还是推行规模经营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通过比较分析小农、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全员生产效率,发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劳动力使用导致了大规模经营主体全员生产效率低下。鉴于此,研究认为应该在坚持家庭经营为基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当限制农业企业对大田粮食作物的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农户技术效率研究——基于江苏省桃农的调研数据

基于2016年在江苏省桃主要产区调研所获得的微观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桃种植户的技术效率,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其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组织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农户+合作社（协会）”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农户+企业”模式次之,“农户+市场”模式最低,组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要素投入配置,从而带来桃农技术效率的提高。在影响桃农技术效率的各主要因素中,种植规模、种植年限和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模式下桃农技术效率有显著性影响,但影响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参加技术培训次数在“农户+合作社（协会）”模式下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效应

基于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是否抛荒及抛荒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节的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抑制作用大小依次为种植规划服务、机耕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和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影响不显著。与单环节生产性服务相比,“种植规划+机耕”“种植规划+病虫害防治”和“机耕+病虫害防治”等多环节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以村集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相比,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 通过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耕地资源禀赋的限制来抑制农地抛荒;从农户禀赋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在家庭务农收入占比较低、有65岁及以上老人、土地产权模糊的农户中表现更加明显。     

农业商品化与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兼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较

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转型和农业商品化的需要,由此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必要。相比于其他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其劳动和资本的合一使得家庭能够在农业种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比和参照分析,不仅能对家庭农场本身的功能进行定位,也能获得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功能的新认识。     

农业补贴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基于江苏省552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552户种植业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在测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814,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存在18.6%的技术效率损失;与机械、自有劳动力相比,农资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补贴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效率随经营规模增加而递增,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规模差异。为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应推动粮食生产技术转型升级;改进补贴发放方式和标准;采取多元灵活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发挥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无雇佣化的商品化：家庭农场的发展机制分析 ——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

家庭农场产生于土地规模流转的基础上,是现代农业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总结了家庭农场的三种生成路径：资本大户分包、返乡青年创业以及农村种植大户转化。现阶段家庭农场呈现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庭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农业之外,规模具有伸缩性及促进分工细化的特征,其实践体现出农业生产“无雇佣化的商品化”过程,即家庭农场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依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少雇佣且无雇佣经理人。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宜注重小农经济的连续性,政策上给以家庭农场规模弹性的空间并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使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对创业无显著影响。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效应显著,而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形成后,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带动农业劳动者从事本地雇佣劳动,但尚不具有促进农业资本投资替代家庭自有农业劳动力投入进而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效应。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通过促进土地出租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由此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方面产生显著的要素集聚外部性,提出可从培育和发展这些新型主体着手来提升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

基于微观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场经营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对其进行剥离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农场主文化程度、粮食种植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农场到镇中心距离与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农场主年龄、农田块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等变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18组家庭农场中,最优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 公顷。为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可以加快培育职业农场经营者,调整粮食种植补贴结构,构建高效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体系,加强农场主劳动的协同性,增强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加大对有机肥、液体肥、低毒农药等的研发及推广力度,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的企业式家庭农场应运而生。企业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资本技术要素、大规模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及企业化的市场销售和风险规避方式,这完全符合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期许,因而常常被树为典型。但是,因为在发展中要求较高的环境、面临较大的风险,企业式家庭农场只能是少数精英农户的选择,大多数小农无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完全寄托于企业式家庭农场身上,大量存在的小农、中农等多元经营方式作为现代农业基础,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问题制约着家庭农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阐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基础上,从“家庭农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期限、劳动力结构、农业收入构成和其他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认定,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鄂西地区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宜昌市133家农业龙头企业样本数据的分析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战略层面和各地区实践层面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鄂西地区宜昌市13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据,运用DEA模型对其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通过Tobit模型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土地要素投入与龙头企业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传统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红利”正在下降、资本要素投入对于龙头企业发展早期阶段生产效率影响明显、科技要素投入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作用突出;提出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重视对龙头农企优质“人力资本”的储备、加强对小微新农企的金融支持和帮扶等建议,以期为鄂西地区农业龙头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实证研究指导。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力的比例和大农场在农业经营中的比例都在下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落和社会工资率的上升,使得资本主义的雇佣经营无利可图。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部门的规模效益不高,而对工资劳动的监督成本却很高,家庭式农业生产完全可以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融合,并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公共部门支持的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样促进了家庭农场的复兴与现代化。     

家庭农场：在中国农村田野上破土而出的新希望——解读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家庭农场＂

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家庭农场”的概念,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围绕家庭农场发展前景各抒己见,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一个热点话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央连续10年在一号文件中关注“三农”问题,其主题词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流转;文件强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