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百年演变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关系,对于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历经革命道路探索、执政摸索、改革拓展与新时代复兴四大任务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中共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理论逻辑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理论之基、理论之体和理论之翼。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范式、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话语与斗争策略的方法工具。实践和理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创新,历史和理论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历史和实践升华成理论发挥指导功能。中共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是统一的。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要重视理论创新中的话语和话语权

李亚彬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经被表述为两种对立的样式：在教条主义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主要以“本本”形式出现;实事求是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初创时期,我们党内发生过实事求是派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话语权的尖锐思想斗争,其结果是实事求是派从教条主义者手里取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生根本转换,党的理论创新走上正确轨道,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国际所属西方国家某些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绝不是一个体系严密,思想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但是,它们有共同特征,即都把主体性研究放在首位,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合理的否定和批判,提倡总体革命,以争取人类的全面、彻底的解放。本文拟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总体革命论中的“文化革命”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话语的传播、塑造及贡献研究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自身迫切需要凭借话语塑造自我正当性。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从俄式革命话语向本土化的转变,并抓住了“白话文”兴起的契机,成功塑造了印刻着鲜明个人特点的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中国革命话语。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话语的突出特点：群众喜闻乐见,人民立场,深厚的历史底蕴,“抽象化”与“再具象化”等。这种强大的革命话语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软实力,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与多重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传播的重要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实现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就是不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作为"理论的"、"学术的"话语体系来构建,还要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来回应当代中国实践的需求、当今时代发展的需求、当前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话语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体系,是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深化的重要课题,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话语体系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旧”话语体系的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障碍，如何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迫在眉睫的任务。从“新”体系对语汇、概念、理论三个方面的诉求来展开，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及其标准。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话语系统转换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会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至少应实现两大话语系统的转换：一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二是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这两种转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过程中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系统向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话语系统的过渡。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思考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正面临着“双重失语”的困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话语体系的有关概念、范畴和术语等基本概念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需要从树立问题意识、传承民族文化和把握时代精神等三个维度,开展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建。     

中国学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

中国学术界肩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21世纪“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使命,基于一个“反思的问题学”视域：要准确揭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何以出场、何以发展的现实根基和出场语境,用时代精神、时代内容、时代风格、时代形态、时代话语与时俱进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刻解答21世纪的系列时代问题。一是要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之成为能够引领从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奔向新科技革命的强大潮流的思想旗帜;二是要深度展开全球资本新变化原因和本质的哲学—经济学批判,深刻把握全球大变局的走向,科学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三是要把握从“观”到“体系”建构的思维转换,全面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四是要以“反思的问题学”实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推进研究范式创新与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进程。     

恩格斯“术语的革命”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术语的革命”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所用方法的高度凝练，他独创性地将“术语的革命”界定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这一总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知识谱系中概念、范畴和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术语的革命”为思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提供了话语逻辑、范式革新与理论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场域中，由标识性概念串联起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原创的、独特的理论命题,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和超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宝库,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样本”。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消灭私有财产":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及翻译史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命题,"私有财产"及"私有制"是其核心概念.概念史对博古译本"私有财产"的生成和演化以及1949年之后的"消灭私有财产"被"消灭私有制"替代等层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中国本土适切性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对"私有财产"在中国的生成史和演化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化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跨文化性和语境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互为镜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演化史不具备典型的"鞍型期",并修正了"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翻译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的主要路径,但翻译学本身不能完整描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进程.对"私有财产"到"私有制"进程的历史语义考察,推进了作为方法论的鞍型期假设和基本概念标准的"中国化",有助于探索翻译为何、翻译何为等翻译学的基本问题,并借助中国的翻译史经验深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行政公共性：理论本源与中国逻辑

行政公共性是源自于西方行政学的学术概念,但是,西方行政学主流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化、科学化取向以及与社会脱节、与人民脱离的哲学渊源,造成了行政公共性理论的“形式化蜕变”,难以作为中国行政公共性建构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行政公共性思想弥补了西方行政学在行政公共性问题上的“缺陷”,既是构建当代中国行政公共性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维护和实现新时代中国行政公共性价值的根本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导思想。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和行政践行,必须鲜明体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逻辑理路,将马克思主义行政公共性思想作为理论本源,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作为植根沃土,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法治与民主”等核心范畴的理论逻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共性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     

新世纪以来国内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研究析论

话语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学术领域,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视角。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中共政治话语的源起与嬗变、党的主要领导人与政治话语建构、政治话语与政治动员、重大历史事件与政治话语建构、重要话语概念等角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需要看到,目前的研究在拓宽研究领域、创新方法范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总结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