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韧性与包容：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下,下好乡村振兴全盘棋的重要抉择,韧性与包容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既必要又可行。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治理韧性;集聚包容性治理主体合力,增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韧性;坚持内容包容与过程包容兼顾,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效能;实现治理工具韧性与包容互嵌,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动力。     

基于社会质量视角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特色。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有助于对共同富裕阶段性进展和目标进行科学衡量。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范式,社会质量研究致力于通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条件性因素描绘社会整体品格,在保障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价值追求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整体主张上,与共同富裕具有共通性。以社会质量视角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既需要遵循全面性和比较性、发展性和综合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也需要根据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将社会质量研究融入共同富裕理论和指标体系建设,切实反映共同富裕建设进展、成效和特色。     

从市民社会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文化是维持和发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作为缺少公民意识的中国面临着建设公民文化的重任。虽然当前的公民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却存在公民教育形式化、市民意识的缺失、无法回避的村民意识等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为公民文化建设带来了曙光，为当下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排斥与团结：社会分层机制下的教育选择

文章提出在团结与排斥的分配机制中,教育选择成为既可以化解精英冲突,又能有效维持地位再生产的重要的社会维护手段,并对教育分流、考试制度和阶层传递这三种教育选择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选择的后果是非整体性在生产和下层精英地位的崛起。     

政治的距离——社会团结的空间政治学

政治距离是政治人的关系状态描述,意指每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内含着空间的要素,即政治距离.政治距离可以从物理学和哲学心理学层面来认识,物理层面的距离是指可见的空间关系,而心理层面的距离则是指互相的认同、信任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典型的政治模式古代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希腊城邦的共在性公共空间表现了一种高度团结的政治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表现了一种距离悖论.     

社会团结的转型与基础秩序的重建——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团结”的解读

文章从解读涂尔干的经典著述出发,主要探讨社会团结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范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文章认为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是基于宗教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传统道德不能对经济逻辑居于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约。涂尔干在正视经济逻辑日益统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事实基础之上,提出职业伦理的塑造是化解社会危机的途径,职业伦理这种道德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约束机制,而且是化解社会失范,增进社会团结,达致社会秩序和谐的不二法门。     

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发展难题与突破

厘清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难题,可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廓清理论和现实前提。“做大蛋糕”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制约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掣肘。新旧动能转换阻力大、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待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缓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三大突出难题。现阶段,突破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生产发展难题,提高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需要多方通力合作、对症下药、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践路径包括：一是努力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防止动能转换新风险;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避免资源浪费;三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精准供给;四是加强创新型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

本文关注中国社会近些年不断发展的社团平等合作,并努力把这类现象阐发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加速分化的同时迈向有机团结的表现。文章沿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概念把此类现象所包含的目标自主、生存自立、合作自愿、协商平等的特性看作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借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建立横向联结方式的一种机制及其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作者据此进一步认为,社会科学同时兼顾社会分化和社会团结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成为现代复杂社会的过程。     

“自由”和“共同体”之间——从西方社会理论看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层面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同时兼顾可欲和可行、也即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好社会”;“好社会”应兼顾、平衡、协调社会整合(共同体的追求)和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要兼顾、平衡自由和共同体,第一,必须在理论上澄清自由和共同体这两种价值的关系,特别是要论证说明,自由和共同体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力量,而不是纯粹对立的双方;第二,必须在实践上处理好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面的问题,即制度(体制)层面的问题、结构层面的问题和心理层面的问题.     

涂尔干: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

以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感情为法律的基础,强调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力创“社会团结感”,是涂尔干集体感情主义追寻的理论和实践视点。涂尔干的基本思路是,把个人感情归结为集体感情,并用集体感情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这种视角不仅把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区分开来,而且在社会学研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从共同富裕的原则看我国新时期的农业改革

从共同富裕这一原则探讨我国新时期的农业改革 ,从先富到共富、国富与民富、依法致富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总结农业改革的成就和意义 ,考察我国农业改革所面临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从乌托邦到好社会——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念的演变

社会建设对于正在全面崛起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为基础,并首先追溯了西方"社会的发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现代性方案展开以来对于社会的理性化和浪漫化想象,接着分析了"极权政治"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两种乌托邦对于西方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破坏性作用,最后概述了当代西方学者有关"好社会"的主张.摒弃"总体社会"的意象、立足于经验现实的结构性限制来建构和谐美好社会,可以说是目前西方学界正在达成的共识.我们认为在各种"好社会"的纲领中,如何提升争扩充社会资本成为关键,而振兴和重建形式多样的"共同体"则是普遍认可的途径.     

从职业群体到公共领域——社会团结视域下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路径分析

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德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团结”难题.涂尔干提出从职业群体当中去寻找能够替代宗教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资源,进而实现现代社会的团结与整合.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本研究提出职业群体作为现代社会道德整合的力量必然依靠某种组织性因素作为载体.事实上,作为社会中间层次上的中介性“总体的社会组织”,不仅仅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职业群体,也应该在认识论层面上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社区生活与一般社会组织.本研究认为以上这三个领域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基本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塑造路径的具体内容.     

团结：公民道德建设及其能力实现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在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新社会道德培育,这将带来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合理化。“团结”具有实体描述意义和道德价值意义双重属性。就社会道德价值而言,“团结”构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精神;对无数普通个体公民来说,只有获得团结能力才能将公民道德现实化。     

从政治发展看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直接意义,是培育深具公民意识的合格的公民,以及以保障和拓展公民权利、维护社会自治地位为要旨的社会组织,寻求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但社会建设的意义又远不止于此。从推动政治发展的层面来看,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无疑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当我国诸种公民社会组织成长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的时候,它们对于公民的"训政"作用,对于政治国家及其政府治理的监督与制约作用,进而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就更加地显明了。     

消费社会何以迈向共同富裕——兼论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西方消费社会在根本上是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实现繁荣增长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这使其与共同富裕在短暂地相向而行之后逐渐走向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曾因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出现了消费社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暂时性背离的情况,但我国所坚持和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得我国消费社会与共同富裕之间始终保持目标一致性。在中西方社会共同面临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的当下,这种中西方消费社会的差异,不仅让我们窥见了西方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既有路径中对“自律市场”的执念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社会责任消费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体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强国家”传统以及需由国家力量推动的隐性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