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前,由于地区净财政收益、转移支付内部结构、省及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法律保障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必须明确定位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建立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大力优化转移支付的内部结构,完善转移支付相关的指标体系与法律法规,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最大限度惠及广大百姓。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分析∶人力资本视角

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支撑经济持续发展。通过构建两部门生产与家庭跨期消费模型,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关键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与中介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门槛值时,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激励效应,使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社会保障支出跨越门槛值时,通过刺激人力资本积累,使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亦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因此,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关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重点。     

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差异比较分析

文章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对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影响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首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都表现出一定的非均等性,后者对于不平等的贡献更高,但两者都表现出一定的均等化意愿。其中,中央税收返还和省以下财力性转移支付各自表现出较强的非均等化效应。其次,造成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缺乏均等化效应的罪魁祸首是其与财政总支出分布存在正的相关性。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28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解释力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获得了更大的数字经济溢出红利。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城乡经济循环与大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评测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数,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大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循环恰是可以有效利用的路径,架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城市的带动和延伸效应,将有效促进大庆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效率与路径选择

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彰显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本文剖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平要义,阐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率体现,进而选择既能实现公平又能保证效率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     

包容性增长与公共财政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第一,包容性增长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所有人群的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强调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均等,同时避免严重的结果差异.“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过于注重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不合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公共财政支持“包容性增长”应通过:财政政策介入、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导向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等多种手段.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广东城乡一体化发展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是新阶段广东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出问题。从广东的实际来看,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突破口也在农村。统筹广东城乡一体化必须从广东农村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公共服务模式,强化政府职责,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内在体制原因是公共财政体制运行不规范.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财力分配安排--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来验证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从而设计出财政体制的变迁路径,形成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机制,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信息化投资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实证考察

信息化对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异质性和非线性视角,利用中国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信息化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小的地区,这种作用更加明显;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实施之后,信息化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反而表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即当网络用户规模超过24.19%的临界值时,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强劲。     

异地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调查与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宏大、普惠的民生工程。本文以广东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试点市惠州为样本,对惠州异地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其阶段性特征,并据此提出建议,为其它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借鉴和经验。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1999-2015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其溢出效应则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能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相邻地区却存在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民生的关注与追寻——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的背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与理论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以及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多元化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公正、共享与尊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事关其目标设计和路径选择,对实际推行过程中的具体部署和可能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只有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才能调和理念、凝聚共识,为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社会公正是引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导向;其二,成果共享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理念;其三,人的尊严是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归宿。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4-2013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实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四大区域财政均等化考量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财政能力是否均等关系到能否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研究发现,经过转移支付的调节,四大区域间财政均等化的水平有所改进,但区域内东部、西部地区的财政非均衡性较为明显,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果一般.在引入区域财政标准人分配模型后,度量出均等化区域内各省财力均等化的真实缺口,表现为中部、东北地区的财力均等化缺口较小,标准人财力分配比较均衡,而东部、西部地区的标准人实际财政支出与标准财力的缺口较大.据此,建议提高中央对各区域纵向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水平,及构建区域财政横向均衡与转移支付制度,以提升区域财政均等化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内研究现状、评价与展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和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理论界也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学者们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界定、政策取向和实现手段等进行了研究.但是,概念认识的分歧较大、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视角较为单一,往往忽略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济与制度背景等.今后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成因,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确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量化标准,并为构建均等化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等提供理论支持.     

福利刚性、市场、区域差距与人口结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服务限制差距,是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然而,均等化要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制于"福利刚性"作用,因此只能循序渐进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外在因素方面,则应客观审视均等化与市场效率的相互替代效应,以及区域差距和城乡人口结构对均等化的制约作用。中国现阶段只能追求有限的均等化,并努力在"均等化"与"差别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多产出随机成本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单投入多产出的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4 - 2009年相关数据测算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值,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平均值达到74.28％,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在2000年以后的大幅下降,并且各地区政府效率的差异逐渐增大;(2)从东部至西部,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均值呈现递减趋势,而地区内效率分散化程度递增.各省份的效率大致呈现平稳、有界波动和不断下降三种趋势.不同省份的差异表现,受到地区人口分布、地质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3)人口密度由于对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人均GDP的提高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小规模政府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