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重评胡适"实验主义"的历史地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总是与民族关切这一历史的主题联结在一起,维新派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理性,国粹派则将之视为文化工具理性,胡适则试图超越前者,将之视为一种思维工具理性,反映了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深化.     

近代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剧变,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巨变:一是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学开始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又有了时代内涵极其深刻的提升。此即早期维新派大力倡导的历史变革观和堆新志士掀起的近代思想启蒙潮流。王韬、郑观应等人对于世界潮流有深切的观察,同时反映了国内出现一批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他们纷纷介绍“西政”、“西法”。要求中国实行变革。康有为发挥、改造传统的公羊三世进化观,并与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思想相结合。锻造了堆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对抗陈腐僵化的封建思想体系,要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动员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谭嗣同、黄遵宪、严复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进化学说；梁启超更大力输入西方民权思想和其他进步社会学说。在广泛的领域内从事近代思想启蒙,宣传了一整套在当时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点燃起进步青年救国和革命的热情：对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和社会进程产生了意义重大的推动作用。     

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三十年代,国难日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所感到的绝望和耻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和主流.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抵抗日本侵略、解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和主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进步的民族自救运动.它既是民族救亡,也是思想启蒙.它使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场运动,牵动了每一位知识分子,使其必须在种类繁杂的救国方案中作出抉择,这种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并影响至今.本文试对这一特殊年代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一分析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阶段性的佐证.     

论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

荀悦不但在历史编撰方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在历史编撰思想上也多有建树。他基于对历史撰述作用的深刻认识 ,而强调历史记载对于“立度宣教”和“崇立王业”的重要性 ,肯定历史撰述的根本目的在于鉴戒 ;他以“有便于用”和“省约易习”为历史撰述的取材原则 ,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立典有五志”论 ;他重视秉笔直书 ,认真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是中国封建史学传之于后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认识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中国近代历史事变与社会思潮的兴替

历史思想,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历史事变。本文试图就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谈谈历史事变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一、嘉庆中衰与经世思潮经世思潮是中国近代主要社会思潮的第一站,也可以说它是以后洋务、维新、革命诸思潮的启蒙性的序曲。康乾盛世,官民上下各得其所,“海内宴安,民生富庶”,社会处于无为之中。影响到思想界,盛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如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一样,长期被人冷眼相视.历史学者们对近世百年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各个阶级、阶层,从处在“先进地位”的无产阶级,到担当革命主力的农民大众,从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到双重人格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地位及社会作用,都有了系统的政治说明和历史诠释.唯独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放射过巨大思想光辉,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并奋勇倡导的新兴社会群体,人们却很少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严肃的历史探讨.八十年代初,配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作了许多呼吁性的说明,但它毕竟富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历史得失,基本上没有给予深入的透视.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忧患意识与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

<正>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亡国灭种的阴影,落后挨打的处境,使多少知识分子夜不成寐!为救亡图存,改革现状,他们奔走呼号,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是什么精神力量,推动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振臂而起?是千百年来积淀在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绝非那种带有绝望、厌世的消极情绪或个人患得患失的戚戚之心,也非那种“以我为杞人”(龚自珍语)的杞人忧天式的忧患,而是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本文是想印证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流动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忧患意识,决定了近代知识分子救亡运动的取向。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道路

一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运动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发展,既使爱国主义内容得到充实、巩固和发扬,又使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实现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道路。     

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

（一）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命运,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正如李泽厚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①。这一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差异不断反省的过程。但是,不论是作为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结果的“言技”及其孕育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反思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结果的“言政”及其孕育的维新运动…     

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保种”的提法基于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即白色人种要在生存竞争中消灭、淘汰包括黄色人种在内的有色人种。经过“八国联军”一役,中国并没有变成殖民地,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大减轻了对种族生死存…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对故国土地和文化执著的眷恋之情,对民族命运和前途深沉的关切之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积淀成为一种忧患意识。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使这种忧患意识激发得更加炽烈。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推动无数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振臂而起,为救亡图存,变革现状,而思考、呐喊,前仆后继,奋斗牺牲,创造了启蒙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奇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是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对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