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奋精神 勇于探索 开创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

振奋精神勇于探索开创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史金波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历史研究受到重视。民族史学为传播中国民族历史知识，为国家进行民族识别、制定民族政策、理顺民族关系、划定边界，为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来民族史学科的长足进...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鸟居龙藏的苗族观——论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

鸟居龙藏的苗族观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人有关苗族及其分类的讨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于苗族的划分为苗族成为近代民族集团的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这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初探——由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谈起

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由华岗的著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论及,新世纪新形势下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亟需突破时空局限所造成的一些传统的不合理观念。具体的就是,在民族问题实质问题上要摈弃斯大林民族理论中的狭隘性,把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放在全球现代化的语境下,尤其是纳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以彰显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的独立性和领域、内容的拓展意义。     

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初探——由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谈起

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由华岗的著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论及,新世纪新形势下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亟需突破时空局限所造成的一些传统的不合理观念.具体的就是,在民族问题实质问题上要摈弃斯大林民族理论中的狭隘性,把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放在全球现代化的语境下,尤其是纳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以彰显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的独立性和领域、内容的拓展意义.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

抗战期间,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危机是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根本原因。当时昆明报刊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大讨论,对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西南边疆各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是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还对中华民族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国民族史学会首界学术讨论会信息报告

中国民族史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0月25日至3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十个民族的从事民族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民族工作者以及新闻、出版等有关方面人员共130余人。提交讨论会的学术论文有70余篇。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民族史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2)辽宋金夏时期的民族关系;(3)清前期的民族关系;(4)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爱国主义。会议除进行以上四个专题的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外,到会的同志还分别介绍了近年来蒙古史、契丹女真史、西夏史、楚史、藏学、新疆地区民族史以及国外关于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情况和信息。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凌思博士应邀参加了讨论会,并向大会介绍了匈牙利民族学研究的概况。     

中国近代道教史研究展望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在一方面由人类学,另一方面由基于藏经文本的古代历史研究所主导的道教研究中,近代道教史直至今日仍旧处在边缘的境地当中。“近代道教史”这一提法,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研究,即在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道教制度、实践和思想的变革,并且除了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道教资料进行研究外,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历史性的资料。除了其固有的旨趣外,近代道教史也应当表明,道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因素之一,在近当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道教共同演进,并对道教的变革与力甚巨。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目前这一研究领域正在全面铺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这些著作和计划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尤为具有研究空间的线索。     

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历史:概念、语境与方法

基于博物学复兴的现实背景,博物学史写作亦逐渐兴起,但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史仍面临较大困难,其中有三个关键问题亟待回应：第一是概念界定。立足于现代学科形成背景及新名词语义演变,中国古代博物学史研究对象应基于现代博物学范式予以限定,即中国古代对动物、植物、矿物、人体进行辨识、命名、分类、描绘、搜集及展示的历史,但还需结合历史情境作出调整。第二是研究语境。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史,不仅出于对现实热点的回应,而且也暗合全球史、后人类史学等当下前沿史学理论,并特别具有中国本土史料及学术传统上的学理依据。第三是书写方法。传统学案体、目录体等学术史编纂体例并不适用于博物学史,故需探索新的编史体例,以揭示博物学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并彰显博物学史作为新的专门史的个性。     

门阀“贵族”支配及“清”的理念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因强调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和近代日本对亚洲的指导作用,间接地给日本军部侵略中国造成口实。大战以后,反省从前的研究,掀起了将中国史视为与欧洲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风潮。同时,日本学界也存在战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争论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这在如何理解六朝门阀“贵族”     

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区域民族史书写中如何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鉴于中国历史叙述中长期沿袭二十四史中业已形成的将中原正统王朝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开来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中民族及边疆因素长期受到相对忽视的现实,在当前区域民族史编写中,我们不仅需要检讨和反省传统上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立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兼顾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时代特点及需求,另一个重要使命和责任,则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整体过程和面貌的呈现。为此,文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民族史编写需要把区域民族史置于"三个互动"——即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汉与非汉的互动和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样,不但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书写中将中原正统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的弊端,使区域民族史的编写具一种全局性的整体视野,从而更清晰和完整地呈现出区域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及其作为中国整体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和面貌。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中国民族史研究四十年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1.民族史观的根本变化,在民族史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大影响,成为我国各民族长期团结稳定的因素之一;2.民族史学的发展,使民族史知识大为丰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3.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4.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入,取得了重大进展;5.深入研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历史的依据;6.研讨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总结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当前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一、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内容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发生着既密切又复杂的关系。正确认识与论述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仅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民族史研究中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当前民族史研究的需要,提出:应重视民族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研究、应注重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应加强对汉族史的研究,应注重对民族史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应加强对民族史研究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中国古代民族史与民族问题研究史论结合的典范——读林斡先生《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

林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著作丰厚,对匈奴、突厥和东胡三大族系有深入研究,堪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之执牛耳者。近期,林斡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出版,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和雄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史诸问题,把握我国的现实民族关系大局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文章对该书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概括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