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及其在现代文学语言中的失落

汉语语音具有良好的成乐条件。最具汉语特色的节奏形式建立在对声韵律的利用与对声音平仄的调配之上,音步的作用在汉语语音中也十分明显。古典诗歌与散文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音音乐性传统。胡适、郭沫若、艾青等人借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使“自由诗”成为新诗主流。“自由诗”在向口语化、散文化方向发展时,没有顾及中国诗歌自身的传统及汉语自身的特征,是不成功的。由于现代汉语词汇成分的变化、语法的欧化、现代文学的欣赏方式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及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在知识背景与文学兴趣上的差异,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在现代汉语散文中也没有很好实现。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唐湜的诗歌理论

唐湜诗歌评论的理论价值主要凸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诗的形式问题上,主张寓自由于格律之中,通过节奏与韵律来制约自由化,把自由化与格律化辩证统一起来;二是在新诗的审美追求上,认为新诗诗美的化境是走向意象的凝定;三是对诗歌含蓄美的倡导和肯定。这三个方面对于新诗的建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现代西方诗论中的声音和意义

在现代西方,抒情诗已经成为诗歌的基本形式。西方现代抒情诗去除了传统格律之后的音乐性问题,十分引人注目,至今悬而未决。现代西方诗论关于诗歌声音、音乐性的问题讨论总与诗歌意义的讨论密不可分,论述的角度围绕作者、文本、读者三个方面展开。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节奏是先于意义的;从文本角度来说,声音与意义是相互制约的;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读者接受的是意义影响下的声音效果。西方现代诗论关于声音与意义的讨论,发现了诗歌的音乐性从传统的韵律系统逐渐走向心灵的内在节奏,从而证实了西方现代抒情诗的音乐性正在向意义层面上渗透。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音律以外的诗歌形式实验--论"图像诗"

诗歌的格律实际上包含了“格”(体式)与“律”(音、韵)两个方面。历代诗人讨论格律,大多着眼于“声音模式”的建构,从2 0世纪2 0年代的“格律诗派”到5 0年代的“现代格律诗”,其主要关注点也在音、韵方面。但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声音、形象、意义等多方面的要素,既有建构声音秩序     

论新格律诗及其中西文化渊源

新格律诗倡导诗歌格律,对新诗的发展具有规范意义,但也存在着对诗歌音乐性理解狭隘的不足;同时,新格律诗体现着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融合,其理论思维兼具东西诗论特色,格律形式受惠于中英格律诗歌传统;新格律诗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既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也深受英美近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人精神结构的外化。     

京派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与建构

京派是较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继新月派之后,京派致力于诗歌格律形式问题的探索与建构。通过对中外诗歌的考察,京派充分肯定了格律形式的价值与作用,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尝试,对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旧体诗随谈

本文以新体诗与旧体诗为题,谈谈个人的某些看法。这里不提新诗与旧诗,或自由诗与格律诗,现代诗与传统诗;而提新体诗与旧体诗,目的是侧重从诗的体式与体例上简述自己的一孔之见。欢迎批评与争鸣。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区别主要是句式的区别20世纪初叶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中的革命,无疑是打破旧体诗形式的一场诗体革命,即建造了运用现代汉语抒情写意的“自由诗”。其代表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新诗格律化的三条可行之路

关于新诗格律化,闻一多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多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萧三、毛泽东倡导的所谓古典加民歌的三顿体,闻一多、何其芳倡导的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鲁迅倡导的嘴唱的歌词体。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促变胜于自然进化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