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化”与去“过密化”:中国农业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尽管中国传统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其显著特征是过密化或内卷化。即单位土地上承载了太多的人口与劳动力,这种过密化从130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开始了我国农业的去过密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3亿人,极大地缓解了农业的过密化。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耕地面积的有限和减少、人口的增长,我国农业的过密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以非农就业、农民的市民化为发展方向。     

过密化视阈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包括纪检监察部门在内的各级机构制定了大量相关制度,构建了庞杂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然而,繁多的制度并未有效堵塞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漏洞,甚至出现了"制度越多,腐败越严重"的现象。反腐倡廉建设领域存在"制度增长与制度的边际效用递减同时存在"的制度过密化问题,其原因包括历史、现实、基层创制冲动、绩效强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建议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科学化水平、提升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做好现有制度的梳理等方面入手,逐步走出制度过密化的困境,切实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

棉纺织业是近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技术落后和经济低效,以长期的过密化作为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标志。而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出口生产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进行考察,从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18世纪,松江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所致的结果,其成功取决于相对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19世纪以后,连同松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历了"道光萧条"、一系列的外国侵略与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来自外国的竞争也大大加强,由此导致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衰落。一度高效、繁荣的家庭棉纺织品的原始工业的残迹,导致了黄宗智断言存在一个长期过密化的历史,当然,他所说的时代是错了。     

斯密型动力、农业过密化与朝贡贸易体系——中国近代史意义新探

以江南家庭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小农经济,由清朝中期斯密型动力的男耕女织模式,向19世纪中期农业过密化的蜕变,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19世纪5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日益被西方帝国主义金融国际贸易体系所支配,为中国经济史打上了又一近代印记.太平天国起义是对前者的直接反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明显加速了后者的演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近代的意义还应该从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规律中求得新的理解.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小农户参与农业价值链活动对生产绩效的影响

生产实际中,小农户已经越来越多通过采购专业组织提供的生产资料以及接受培训、统一销售等活动,融入到现代农业价值链中。基于猕猴桃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价值链活动生产绩效。通过使用两步聚类、PSM模型以及IPWRA模型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农户按照兼业化程度分为三种类型,拥有较高生计资本的农户价值链参与程度较高。(2)使用改进肥料、果品被产业组织收购的农户具有更高的亩产量与每亩净收益。(3)同时参与两种价值链活动相较于只使用改进肥料,可以显著提高亩产量;同时参与两种价值链活动相较于只参与一种价值链活动,可以显著提高每亩净收益。因此应从消除农户参与高价值链活动的制度障碍与人为因素入手,全面提高农户价值链参与度。     

论国家政权、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农业过密化生产关系——试析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提到了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是得利于过密化的。本文试图就此分析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的关系,研究国家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从过密化生产中获得利益,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变化趋势。     

"过密化"条件下小农家庭风险:防范与启示

"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评价和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用来解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过密化"状态也同样影响着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风险及其防范机制。对分析当今小农家庭风险行为逻辑、政府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启示。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评论“过密化”假设引出的分析思路问题

“过密化”假设提出后,中国学界的回应形成三种类型。数字分析派主要以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标准。“过密化”假设认为,农户的经营目标是亩产量最大化。“过密化”假设的致命错误是它和“农村经济变迁”假设结合在一起。“农村经济变迁”假设构思的三种状态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演进过程,如果三者之间不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过渡点,“农村经济变迁”假设就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过密化”假设对需要用到的经济学理论,对人均产值长期没有得到提高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衡量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需要规定一种统一的定量属性的标准。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稳定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户增收致富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发展,订单合同、专业合作等传统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模式蓬勃兴起,多种联结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日获青睐,农村一二三产业呈深度融合发展态势。利益联结模式的选择,与农产品的行业特性、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农户的素质条件、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双方的认识有很大关系。结合国外实践经验,当前要准确把握小农户的发展趋势,尊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自愿选择,发挥各自优势,并加大政策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正向激励和失信名单机制,进一步优化指导服务,进一步密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熟人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优先选择

以小农户为主体,以水稻生产环节为例,探讨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结果发现,小农户优先选择本组、本村的熟人服务,而个体农机手是最主要的服务供给主体。熟人服务的本质是社会交换,其基本逻辑在于:熟人社会是小农户经济活动的边界;互惠交换机制是小农户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并通过合约弹性化、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延伸等方式得以实现;同时,熟人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关系、人情、面子等符号性意义,拒绝熟人服务常被解读为否定社会交换关系,对小农户的选择形成软约束。由此可见,熟人服务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占先优势,给“外面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制造了结构性壁垒,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排他的服务市场;个体农机手作为熟人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其自身的发展瓶颈也制约了小农户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强化对本土服务主体尤其是本土个体农机手的培育和扶持,一方面使其充分发挥熟人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服务供给者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社区型合作与小农户组织化——基于村集体组织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案例分析

对于小农户如何组织化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学界多分析利益联结的“公司+小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组织方式,忽视了乡村实践中社区内村集体和小农户多元要素合作的组织形式。基于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本文着重分析山东寿光市A村小农户在村集体的领导下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市场交易、土地整合、公共物品、资金等需求,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社区型合作组织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小农户的多元性需求与社区治理压力、地方行政传导给村集体的创新压力,以及小农户对接“市场-国家”的组织需求成为社区型合作实现的动力机制。它不仅解决了基于经济效率的社会化分工促成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还兼顾社会公平和聚焦村庄福利的组织制度提升了村集体的治理效能和农民幸福感。依托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社区型合作路径不仅实现了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还能为新时代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启示。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去左倾化转型研究

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前后,国民党发生了由左倾到去左倾化的转型.从短期来看,去左倾化暂时确立了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转型放弃了孙中山以旧民主融合新民主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消极回避作为新的民主潮流且正处于历史上升期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挑战.这就使得国民党逐渐丧失了在和其他党派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注定了其在大陆败北的历史命运.     

去内卷化：乡村旅游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

发展乡村工业一直被视为打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道路,在我国得到广泛实践。那么,继乡村工业化浪潮之后兴起的乡村旅游,能否成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本文以桂林市阳朔县骥马村和龙胜县平安寨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耕地、技术和资本）出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成为突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论文进一步对乡村旅游去内卷化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地理条件对于去农业化效应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剖析,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中美中国史领域的一次对话——从“过密化理论”到“规范化认识危机”的讨论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通过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理论",进而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对传统解释范式发起挑战,引起国内学者的热切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回顾十年前的这场讨论,勾勒出国内学术界的主要见解及争议,并阐述黄宗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美中国史领域的这次对话使国内史学界得以将讨论中获得的一些有益的方法启示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并进一步发掘出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导向意义.     

小农户家庭禀赋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1 314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自发性农地流转后小农户家庭禀赋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发性土地流转之后,农户的经营土地规模、农户可支配资金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与农户经营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担任村干部的农户与普通农户相比并没有体现出经营技术效率的显著差异;同时,农户对农机具的投入和非农收入越高,其家庭经营水平更趋向于低效率;随后,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