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严复宗教思想简论--读《群学肄言·教辟》札记

严复的宗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翻译的《群学肄言·教辟》中,他指出了宗教的局限性和反宗教的危害,论述了宗教与“群”、“群治”的不同以及二者之间或良性互动或恶性相阻碍的关系,认为只有合情合理地折中于二者之间,才能有助于社会良性稳健地向前发展。     

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

严复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著名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沦》等，1897年又创办《国闻报》。他在天津鼓吹变法维新，与梁启超在上海，谭嗣同在湖南，相齐名于世。对严复在当时地位，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这样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管黎《天演沦》，斯密亚当《原强》，穆勒约翰《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     

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

世界社会学,如果从孔德１８３８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一词算起,已有１６０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１９０３年全文出版严复译述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这里,是就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５０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５０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世界社会学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是与它几乎同时的从马克思…     

《庄子》“卮言”考论

《庄子》中的“卮言”,是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即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寓言”、“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包含着对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     

《庄子》诗化语言:“寓言、重言、卮言”辨析

《庄子》哲学的诗性光辉,突出体现在《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诗化表达方式上,“三言”当是走进《庄子》思想世界的钥匙.“三言”的诗化表达使得《庄子》深不可测的哲学意蕴得到了象征的显现,特别是“卮言”应当是庄子有别于先秦诸子的极为独特的语言密码,从中我们也能够透视出庄子独有的以“天地精神”审视一切的情怀.“寓言”和“重言”大都是带有一定主观意识的言论.“卮言”则是天地之言,无任何主观意识的语言,犹如代天地立言,不偏不倚,没有任何立场和成见.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

对名与言的考察,构成了《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涵义的关系,也指向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与名实之辩相关的是言意之辩,后者所指向的,是言与意的关系。同时,对《庄子》而言,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分”和“别”,“道”作为存在的普遍原理,则以“齐”与“通”为内在品格,后者使道与名言呈现内在的距离和张力。“道”能否以名言来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问题为对象,《庄子》进一步展开了道与言之辩。对名与实、言与意、道与言等关系的辨析,既展示了《庄子》的多重理论视域,又表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关于东北师大馆藏善本《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

东北师大馆藏“善本”中的《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诗6卷文集8卷杂集2卷(清)翟廷珍著全函4册泥活字本。《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下简称诗钞》)。自序末端所记:“道光戊申……泾(安徽泾县)翟廷珍。”据此印刷年号和姓名鉴定为清道光戊申(一八四八年)印本无疑。辨明《诗钞》版面特点:排印的字行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严复的天演哲学与老庄思想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的中国人。一八七九年自英国留学回国,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至一九○○年离去。在这二十多年间,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积极寻求救国的真理。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到处奔走呼号。严复也以老庄思想为依据,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和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为改良变法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曾经创办《国闻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治论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对《老子》、《庄子》进行评点,把西学纳入老庄思想之中。     

论孔子的言、行观

<正> 孔子的言、行观,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含着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也包含着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既体现着孔子的世界观、认识论,也体现着他借以观察、处理社会和人事,指导自己实践活动的方法论。所以探讨一下孔子的言、行观,对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思想,正确地评价孔子的学说及其本人,是很有意义的。仅就《论语》而论,“言”、字共出现128次,“行”字共出现75次,与此二字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语、辞、事”等字,也出现了不少次。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一关于“言”的概念,在《论语》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意思:一、指语言本身;二、指     

《庄子》“卮言”新释

“卮言”即“悖论之言”,它描述了“道”与“言”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悖论之言”本真、变化、无限避免了“独断论”抽象、静止、有限的谬误,因此“卮言”给予读者理解的开放性,在悖论的张力结构中蕴含着无限生成的可能性。三言之间没有宗本与非宗本的关系,卮言、重言和寓言之间互相交融,共同为着体道的目的而言说,共同构成《庄子》语言的本真、变化、无限的基本特征。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刍议

语言学家奥斯汀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把施为句分成三种：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我们借用奥斯汀的以言指事之称，认为语言中的禁忌语也是“言有所指”，指代的是客观世界中人们所避讳的事物和理念，因此被禁忌。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大致可以分为人称代词指称语类、专有名词指称语类、普通名词指称语类三个类别。人们之所以禁忌这些言语，是混淆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严复政治思想略评

甲午之战的惨败,中国被列强主宰瓜分的危机,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发奋而起。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古代儒学的包袱襄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上的同时,严复却着力于介绍西学,企图把西学的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民之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就要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于1896年—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的西方学术名著,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学,对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社会学在中国

社会学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传入中国的，当时出现的译著为：１９０２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岸本龙武太的《社会学》；１９０３年马君武翻译的英国斯宾塞的３卷本《社会学原理》；１９０３年吴建常翻译的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学提要》。其中，较为出名、社会影响较大的当数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２年由严复翻译介绍，１９０３年出版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译本的书名称《群学肄言》。中译本社会学著作问世后，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学校有：１９０８年，上海圣约翰大学；１９１２年，北京大学；１９１３年，上海沪江大学；１９１７年清华大学和燕京大…     

《老子》五千言与商鞅变法

在楚简研究中,有论者认为,二千言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五千言《老子》则出自太史儋。本文接着提出,太史儋入秦时间不是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而是秦孝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50年,正值商鞅变法十年后。五千言悉数采用二千言并加以改铸,实际为反变法而造,其政治取向与其崇高的哲学成就并不匹配。     

《庄子》中的道言悖论与语言游戏

《齐物论》凸显了“孟浪之言”与“妙道之行”间的紧张关系：整全之“道”拒绝以言呈现自身,不当之“言”不能完成达道的终极指归。《庄子》关注语言限度的同时寻求一种好或正当的言说方式破局,即区分“言”“所言”和“言者”三个向度,以语言为中介使“所言”与“言者”相互理解和建构。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使“道—言”与“对话—真理”互发,使一种《庄子》意义上的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得以可能,解道言之悖并完成一次视域融合。     

《齐物论》“言未始有常”考辨

对《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历来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以“言”为世俗言语,认为此句意指言语导致了畛分的出现;其二以“言”为“至言”,将“为是”理解为“只因执了一个'是'字”云云.后一类解释对“为是”的理解,不符合先秦时的语词用法.且该句上承“一与言为二”之语,考察其语脉,应将此句之“言”理解为世俗言语,不宜将其视作“至言”.     

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学科思考

我国双语双方言研究，以深圳深港语言研究所的组织为基地，正式开展了13个年头，至今已逐步发展成一个研究学科。本文正是以十多年来深港语言片的双语双方言研究为实践范例，概括地阐述我国这一学科形成的意义、基本的学科内容、以及学科的基本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