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积极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重点剖析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对村庄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程度不太高,参与保护的意愿不够强烈,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还略为缺乏,其参与行动具有情绪化、任务性和从众性特点。其原因主要有政策实施中较少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参与环境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提升;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部门搭建一个环境治理互动平台;正确处理好乡村发展中的人、机制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充分挖掘农民主体性表征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发挥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     

“现实-价值”目标互动视角下的合作社养老行动分析

农民合作社积极提供乡村互助养老服务,承载经济供养、生活照护与情感慰藉等重要功能,是对乡村传统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基于社会行动理论,从“现实—价值”目标互动分析的视角出发,对H省H合作社的养老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H合作社养老不仅具有延续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诉求,同时还具有提升乡村老人生活质量的现实诉求。H合作社养老是H合作社组织“现实诉求”和“价值诉求”的行动目标持续互动的结果。H合作社养老双重目标的互动过程包括合作社养老理念的生成与灌输、合作社养老行动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合作社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完善合作社养老必须加强合作社养老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大合作社养老的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合作社养老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合作社养老服务的专业技术能力,促进合作社养老产业的多元融合发展。     

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重塑探赜

农民主体性的普遍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显著特征,但乡村文化迷失诱发的农民“精神贫困”已严重制约农民主体性的生发。要在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效解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就必须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原则,赋权乡村文化农民办,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教育引导,以实现在乡村文化重构中重塑农民主体性。同时,通过确保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提升、主体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在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中不断彰显农民主体性。     

“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路径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之举。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探索了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乡村全面建设的科学路径,在使命、目标和原则上与乡村产业发展具有一致性,这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明确了关键任务和行动路径。借鉴“千万工程”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制度设计三大经验,缓解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层次依然较浅、发展基础整体不高、项目前景有待提升、富民效果仍然有限、发展动能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促进产业体系融合化、产业项目特色化、产业路径持续化、产业收益惠民化和产业动能长效化。据此,应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统筹协调;坚持求真务实,注重问题导向;坚持绿色引领,强调创新驱动;保障农民权益,突出共建共享。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性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农民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回顾百年建设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主体性建设的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且"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主体性觉醒;"以农养工"的农业政策致使农民主体性逐渐缺位;以"改革"为主题的"三农"政策推动农民主体性逐渐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赓续推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主体性建设虽出现些许曲折,但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增权于农民"为重点,激活农民主体意识;以"赋能于农民"为关键,强化农民主体能力;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保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基本经验,深入推进农民主体性建设.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统筹城乡视域中的农民主体性分析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在这项系统工程中,需要把实践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协同推进。但目前,农民对现实的评判力不够,主体意识性缺乏;主体性诉求不能充分表达,自觉能动性未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历史推动者的创造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更好地发挥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从分析农民主体性入手,挖掘农民自我解放的力量,保障农民在农村与城市间合理流动的权益,满足农民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需求,推进农民享有社会服务与社会地位的均等化。     

农民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我国乡村建设探索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探索中,农民教育始终是助力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乡村建设也一直以农民教育为重要抓手。百年回眸,农民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助力挽救乡村与拯救民族阶段(1949年以前)、助力恢复与发展乡村生产建设阶段(1949—1977年)、助力乡村全面改革阶段(1978—1999年)、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2000—2011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历程演进揭示出农民教育的逻辑机理：新时代,农民教育在逻辑机理上要一以贯之,在科教兴农、农民“精神重建”与“理想再造”、农民综合素质素养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感增强与主体性激发、农民生态环保意识培育上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基于已有经验,从思想、理论、制度、体系以及行动上,探索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大计、民族复兴大局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依法保护农民权益：需求识别、精准表达与策略选择

依法保护农民权益是党和国家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价值归宿。依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前提是党、人大和政府等主体对农民民生需求进行全面识别,依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是政治、法律和行政三个表达维度对农民民生需求进行准确表达。当前中国农民权益法律保护陷入保守化、碎片化和非均衡化困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当以农民“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拓展农民权益法律保障范围,确立农民“乡村振兴主体”的法律地位,激发主体性,同时优化保护路径,实现政治、法律与行政三个表达维度的系统整合。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实践行动和路径的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迫切的任务在农村。乡村产业振兴是农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基础与前提,与共同富裕有着多维度的价值耦合与趋同的底线思维。基于三个乡村产业发展从滞缓到初见成效的变迁历程,分析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的制约型性因素,我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农民主体性活力不足,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村集体分配机制不够完善,不良企业投机土地等问题。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强化组织,夯实农民主体性地位;立足县域,加快城乡产业融合;注重分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建议。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困境”现象探析——来自湖北T合作社的个案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变革的载体发展迅猛。但是实践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与合作社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面临＂规范困境＂。通过对湖北T合作社的田野考察,将合作社置于行动主体的地位,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去理解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合作社与多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动构建区域社会地缘关系网络,权力关系网络、市场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资源。同时这种网络对合作社的进一步行动形成制约,产业发展空间、农户行为特征、组织对市场的替代能力将是合作社突破＂规范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