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我国农村适婚青年婚姻挤压状况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情况下,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现象随之出现,并且婚姻挤压程度有加重趋势。本文试图以中国农村地区初婚市场中的适婚青年为研究对象,应用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现状进行描述,进而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以及婚姻挤压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如何缓解农村适婚青年婚姻挤压的问题进行思考。     

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搜寻匹配与婚姻推迟——一项基于经济学的解释及其验证

本文试图从搜寻匹配视角,以出生性别结构失衡解释日益普遍的婚姻推迟现象.从经济学角度看,婚姻推迟可以视为单身男女搜寻匹配过程的受阻.性别比通过搜寻成本和收益,影响男女进入婚姻的进程.模型分析表明,性别比上升将提高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但降低女性未婚人口比例.利用中国1995-2009年省级数据,联立方程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上升是男性婚姻推迟的重要原因.性别比与男性未婚人口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女性未婚人口比例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的居高不下,将导致大量男性婚姻推迟.因而,引导性别比回归自然状态,有利于逐步消除婚姻推迟现象.     

媒介作为“婚姻调解员”：媒介信息获取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CFPS 2018—2020年面板数据的考察

媒介信息获取是形成价值共识、建立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可能促进个体的婚姻满意度。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2020年两期面板数据,基于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运用混合OLS估计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媒介信息获取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信息获取和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均对我国居民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传统媒体信息获取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媒体信息获取对青年和中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对老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两种媒介信息获取渠道对城镇居民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均高于乡村居民,而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人际传播对乡村居民的作用更显著。     

我国住房借款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存在"住房借款规模增长"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共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研究住房借款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探究家庭住房借款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借款对家庭消费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银行住房贷款对消费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亲友借款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负债渠道借款金额、期限和成本存在差异。独套房家庭住房借款尤其是银行贷款越多,对消费率的抑制效果越显著,而多套房的住房借款对消费率无显著影响。因此,购房目的不同,住房借款对消费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市场整合与出口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对出口贸易的驱动作用成为推进贸易强国战略的必然前提，因此探究市场整合对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数据匹配，考察市场整合与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促进了出口增长，并且该促进作用对高行业竞争程度、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更为明显；而市场需求提升、债务融资规模扩大是市场整合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路径。本文不仅为市场整合影响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更为完善长三角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决策参考。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顶点对应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350万,且最优城市规模随服务业的发展而增大。研究显示,中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农村户籍居民的“倒U型”拐点更大,反映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内化标准以及居住成本存在差异。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幸福感的最优规模,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供给,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为重点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并深化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大城市住房问题。     

农村婚姻移民的群体身份认同和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2010年吴江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采用交互表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婚姻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流动人口和城市婚姻移民,农村婚姻移民的群体身份认同程度较高,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与本地人的交往意愿、是否按照当地习惯做事等3个因素对其群体身份认同仍然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作用由大至小。     

户籍歧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是否以及如何抑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多种模型设定和控制内生性偏误的计量研究结果均显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且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有负向影响。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户籍歧视的负向作用有所降低,但这一负向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被强化,不同就业形式、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完成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地价、房价与地方债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新发现

以2010年、201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地价、房价与地方债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1.地价对地方债规模影响不显著。一方面,作为地方债的抵押品,土地升值会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增加土地收储;另一方面,土地收入增加后,地方政府对于债务收入的依赖下降,举债动机降低,对地方债规模有负面影响。这两种机制对于地方债规模的影响相互抵消。2.房价对地方债规模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强劲增长的住房有效需求拉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政府既要满足居民住房需求,又要完善新增住房配套设施和服务,资金需求增加导致举债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对于房价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房价要回归到理性增长水平,在经济和政策上应引导地方政府深化房地产改革。     

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

为什么人们奔向北上广、留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的基础上,从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释。利用中国35个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的住房价格,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城市宜居性与住房价格正相关,与房价调整工资负相关,存在一种补偿机制。城市宜居性已经成为中国居民选择城市居住的重要因素,高房价挡不住高宜居性的吸引。研究结论不支持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和工资水平是内生于城市增长的,人的城市化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城市化过程,人为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可能适得其反。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借款人VS网络借贷平台:利率定价机制孰优孰劣?

市场定价机制会影响参与者的行为以及行业的健康发展。新型信贷模式——网络借贷市场中,借款人定价和平台标价两种利率定价机制对借款效率和投资效益的影响值得研究。借助人人贷2010年至2016年的微观借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探讨利率定价机制由借款人定价变更为平台标价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标价机制下借款满标率下降、违约率和违约期次比增加、资金回收率降低,表明平台标价机制既不能提高借款效率,也不能通过改善借款质量以提高投资效益。     

跨入新世纪的四大热点消费

据分析预测，以下四大消费热点将出现在中国大地，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越来越大。一、国人最关心的买房，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新的消费热点。作为人民的一个基本要求，居民住房满足率还相当低。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至少还有６０００万无房户，有２／３的省份居民住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眼前中国居民又有近５万亿人民币的巨额存款余额，为住房形成消费热点提供了资本基础。同时，全国已积累住房公积金３００亿元，政府正扩大居民住房建设投资，加快住房信贷等，因而这一热点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作为一个基本消费需求，住房热点至少…     

房价预期、房价风险与中国家庭股市投资——基于宏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拟从关乎国计民生的房价问题着手,以中国家庭股市投资作为落脚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与城市房价的宏观数据,实证研究房价预期对中国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进而说明房价预期管理对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发现,适应性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家庭对未来房价上涨的乐观程度和可预期的未来房价上涨则显著抑制了家庭股市投资。进一步地,加入住房价格风险因素之后,研究发现住房价格风险显著降低了适应性预期的正向影响,而没有显著缓解未来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住房且一套房、位于高房价增长率城市以及偏好风险的家庭上。研究结论为我国新常态下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和住房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学历差异与房贷风险——来自违约成本和金融分析能力的证据

住房抵押贷款是家庭获得住房的关键资金来源,也是银行资产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文献表明借款人特征影响贷款风险,但未深入研究教育背景对房贷发放及其风险的影响。使用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中国某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数据,基于借款人的违约成本和金融分析能力,考察其学历差异影响房贷发放及其风险的机制。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低学历借款人,高学历借款人具有更高的贷款量、更低的提前还款和违约风险,表明高学历有利于降低房贷风险;相比于低学历借款人,高学历借款人在债务支付困难和违约成本上升时违约风险更低,在权益为正和贷款利率上升时提前还款风险更高,表明高学历借款人有更高的违约成本和更强的金融分析能力。     

积极的夫妻互动与婚姻质量——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会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城区已婚人群的婚姻质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夫妻对婚姻的评价是满意的。积极的夫妻互动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评价的重要因素,物质性因素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无显著关系。夫妻间积极性的互动关系包括：夫妻间积极的意见沟通、相互陪伴、有满意的性生活和知心。其中夫妻间的相知和默契是最重要的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因素。个人自评的身体状况和是否雇用保姆亦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有显著性影响。     

限购措施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研究

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基于对我国90个重点城市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限购措施的实施至少在短期内有效的抑制了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为住房成交数量和价格环比增幅的显著下降。此外,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中存在城市间差异、不同户型住房价格变化差异和量价变化时序差异。     

城市社区服务的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其应用

城市社区服务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居民共同开展公益性社会服务和便民生活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社区服务的开展过程也是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相互匹配的过程。城市社区服务供需匹配强调效率逻辑,代表社区服务的规划思维,是应对社区服务多样化的资源配置策略。文章以供需匹配为导向,在分析四类供给方式相对优势以及重视居民需求意义的基础上,以上海浦东新区老年人需求为例,从需求内涵复杂程度、需求情感涉入程度、需求数量规模程度等三个方面对居民需求进行了维度分类,并尝试构建一套新型的社区服务供需匹配体系。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正处在从侧重数量向侧重结构转型的阶段,为实现供需匹配创造了现实条件,应以此为契机加强设计,推进社区服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