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鲁迅、老舍不同的“父亲情结”

鲁迅、老舍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他们积淀在内心的“父亲情结”密不可分，“父亲情结”贯穿他们的一生。鲁迅经历了缺失父爱，寻找父爱，为父亲向腐朽的父权制复仇，重构现代父子平等之爱这一过程，鲁迅寻找父爱的过程与他“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老舍幼年失去父亲，但老舍有父爱的替代与补偿，父亲的伟大人格像一棵参天大树生长在他心里。深深地影响着老舍的一生。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论老舍的“赶任务”

老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到大陆,他在创作上首先面对的是一体化文学场的"赶任务"要求。"赶任务"是一体化文学场的结构性要求,其中的实践者都别无选择。然而,老舍在建国前的身份是国统区的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相对于那些从延安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老舍身上有着无法摆脱的阶级原罪印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体化文学场中洗刷自己的阶级原罪、改变自己的身份,这在政治上对老舍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出于对自己阶级原罪的清醒认识,老舍在进入新中国文坛后比其他作家表现得更加积极,是一个"劳动模范"。老舍的"赶任务"当然不乏真诚的一面,但是"赶任务"从本质上取消了文学的个性化要求,不能不给作家带来困扰和痛苦,尤其是像老舍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更是如此。由于1949年之后文学场的高度情境化、仪式化,老舍"赶任务"的苦恼并不总是能够表达出来,他有限的几次表达均在私人场合,这从另一方面反证了一体化文学场"赶任务"的非文学性质。     

启蒙的意义——现代作家对“民族品格重塑”的不懈追求

鲁迅、老舍、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高、影响力大,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但深入探究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从暴露国民劣根性到展示这个民族本质中美好伟大的一面,前后贯穿体现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民族品格重塑"的不懈追求。     

静心评说张爱玲

都说张爱玲是一位海外华文作家。其实,张爱玲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50年代之前,而且大多写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理当归人“中国作家”之列。可是,“张爱玲在一般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列名的”。这也实在太过冷淡了这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台港及旅美作家倒是挺看重张爱玲,不但出版了她的主要作品,而且把她的创作成就摆在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现代著名作家“等高”的位置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甚至称张爱玲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①;“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o。他还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老舍戏剧创作

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深耕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与社会情状、革命政治和大众视野休戚相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老舍,以"抗战派"的身份不断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自觉吸纳、择取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神。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染下,他完成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实现了宣传效果,形成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为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

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不仅在于散文的贡献,而且在于文学批评的开展,他的文学批评具有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即对“人”的关注,并由此理解与持持新潮的出路的作家作品,开拓一些文学样式的新的美学风格,同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又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即以平淡自然为文学批评标准去衡量作家作品,其文学批评的风格也与中国传统的文评风格相似。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从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看中国和谐社会之建构

分析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以及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即重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伦理,并发挥职业伦理的社会整合作用;建立和完善代表各职业群体利益的民间组织,使之在与市场、政府的互动中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     

“市民社会”与现代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

在经过巨大的社会变革乃至发生“社会转型”之后 ,中国伦理如何与现代社会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生态 ?在新的伦理—社会生态中 ,现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合理性的价值原理在理论上如何建构 ?可以尝试的思路是 :首先 ,探讨伦理—社会生态的逻辑结构 ;然后 ,研究在中国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中表现最突出的方面 ,考察伦理—社会的生态转换 ;在此基础上 ,建立在新的伦理—社会生态中伦理精神的合理性的价值生态。伦理—社会的生态结构无论人们是否认可 ,伦理精神在社会中总是一种生态的存在 ,问题在于伦理与社会的生态关系是否合理 ,理论的把握是否…     

伦理生态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

确定中国伦理精神合理性建构的标准 ,离不开对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实质的把握。即以“伦理精神”、“合理性”、“伦理生态”作为基本概念 ,确立“现代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 ,就是伦理生态的建构的命题。应在生态中尤其在伦理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整合生态中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的价值合理性     

伟大也要有人懂

去年，王一川等先生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给一些小说家“重排座次”，选了九位作家为大师，依次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①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也愿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时贤。首先有一个问题，即作家可不可以进行比较？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的高低，影响的大小能不能有等差的论定？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的作家认为：“作家是无法比较的”；②也有的作家表示：“我反对这种提法。这种排名本身就存在偏颇。作家的作品各有风格，不能用一种标准去强求。”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