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一种新文明观的实践创造。重思文明标准问题,恰是源于自视为文明标准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了问题。对文明标准的探讨与对人类早期文明尤其是早期国家的认识有关,同时还要面对“文明悖论”探求人类文明发展之道。基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即从文化来理解文明,提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文明标准,即从共同体来理解文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或文明理论,既要着重融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同时也要符合人类前沿科学认知。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包括三个方面:一、以“以物观物”概括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及其中国美学的风范;二、以“直觉”阐释道家美学,却与康德分道扬镳,倾向于经验主义一派;三、以道家对“自然”自生自律自化的运作反思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困境的出路。叶维廉强调对道家精神的现代回归,期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于现代生活的理念,有其理论意义。但我们要进一步反思道家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道家美学所扮演的角色。     

从家国结构论孝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因为父子关系属于私人领域,所以孝也被理解为私人道德。但是,在传统思想之中,家国结构、人伦关系、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杨度、梁启超开始提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国家道德,并将其称为公德,相应地,孝也成为私德。在五四时期,吴虞等发起的"反孝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批判。但是,要重新认识传统,必须重新理解传统的家国结构,并理解这一家国结构中孝不仅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私人道德,其公共性表现在这一德性是构建中国文明秩序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及深远意义研究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具有较大解释空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选择与发展,也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也是对“两个大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及其观念创新,既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根本性突破,也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端的整体性超越。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与当代价值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目的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秉持的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理论是维护特殊人群利益的特殊维度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他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辩证地处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与促进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汤因比论中国文明对解决人类困境问题的意义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观大相径庭。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他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病思。汤因比晚年中国观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与“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

建基于实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在破解社会历史关系中化解人与自然博弈的非合作特征。这种基于历史视域考量人与生态环境的生态观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与批判,为我们超越生态危机的抽象价值观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立场和境域。顺应我国“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的“国家需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历史维度为基盘,整合和超越西方生态理论厘定的话语模式,构架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以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根基。     

“群众”与“公民”:中西国家构建的比较分析

“国家构建”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对比西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并不是由“公民”,而是由党所动员和领导的“群众”所构建起来的.“群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本文以“群众”与“公民”作为中西方国家构建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由此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性.     

岩石夫人与风信子女郎--论<荒原>女性形象与西方文化传统之关系

西方文化传统对女性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定位是将女性之精神性宏扬为拯救文明的“天使”,同时将她的肉体性贬低为导致文明堕落的“魔鬼”。英国诗人艾略特借用这一传统中的典型意象符码 ,在长诗《荒原》中构建“岩石夫人”与“风信子女郎”两组女性人物 ,表达“天使”理想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由此造成的精神贫瘠、“荒原”般的生存状态。艾略特对传统的借鉴是由诗人的创作观、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三方面决定的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