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论文从学科史角度对近20年来有关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清理.重点考察:概念内涵及三者关系的阐释,学科史视野下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与进展,“再解读”研究的启示与存疑,关于这一文学史命题研究必要的限度意识.     

论"客家文学"的发生

本文试图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对近20年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客家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清理,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考察:“客家文学”概念最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后来又是如何不断地被应用的?在应用过程中它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客家文学的研究起了怎样的影响?“泛客家文学”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野

本文在考察近20多年来中国台湾、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对紧随美国批评动向的“台湾视角”和中国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国”情结进行了评析,指出要深入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必须摒弃地域上的偏见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见,以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文学想象等因素综合铸就的文学母题为切入口,以建构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盟”,突破研究者内部的歧见和纷争,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     

日本的武士文学——兼与中国武侠文学比较

武士题材的日本文学贯穿着日本武士掌握实权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包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平安时期,同时也包括废除武士身份制度之后的近代。文章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历史上“士”的概念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武士文学与中国的武侠文学进行了比较。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我的大中国文学观

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因历史割断和地域切割造成对整体观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体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与生态协调,母语思维。本文还提出了“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性研究话题,以期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综论

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概念有着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应该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如同“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七会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法西斯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这一概念并注…     

评《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是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刘克宽先生的新著《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宝贵启示。“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所以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 ,必然要放置在总体化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如果仅仅关注所谓非政治性的文学性 ,那么我们就会在丰富的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历史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贫乏。我们看到本书作者充分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 ,正是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由于…     

文学传统与现代性

文章考察了文学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特征，认为现代性是文学传统不断演进、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一看似“断裂”的文化转折，其深层内容仍然是人对现代性的追求。     

日本文化的异种杂交特质

日本文化没有“固定的本质”,具有异种杂交的特质。古代日本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创造的日语汉字和假名文字,决定了其异种杂交的本质。明治以来对欧洲哲学思想词汇的翻译,实质上是对中国的汉字的重新组合。把日本语和日本文化还原为“一种本质”是不可能的。企图强调本国文化“本质”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的美学理论和教育,都是注定失败的。     

关于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从一个角度谈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中,“现代意识”、“当代意识”分别成为研究者称衡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所包涵的意义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意识”问题的提出,是把文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看待。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论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异化”和青年马克思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

“真正的人道主义”或“现实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在1844年使用的一个特定概念。这个概念同马克思早期的其它概念一样,近几十年来在西方遭到肆意曲解和滥用,就是在研究者们中间,对之也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只有具体而深入地考察马克思这个阶段的思想发展,特别是它同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1844年,是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而着手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始初阶段。正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关于“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正是在他“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时期所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理论的和历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