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府际关系研究

府际关系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它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人员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利益性的影响,当前在我国一些政府和部门中出现了碎裂化、分散性和部门利益化等倾向,基于此,从以责任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整体性治理理念、以整合、协作的运行方式、构建部门一体化服务的网点和建设网络化政府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改善府际关系的应对之策。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从“实体论”到“关系论”——兼谈“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原则

近百年来,学术思潮正在由实体论走向关系论.实体论有两种观念即自一动观和互一动观,其基础是要素一集合观,该观念未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世界;关系论来源于“交一互观”.关系论坚持交一互作用、过程优先、关系视角、去物化以及涌现性五个原则,其意义在于接弃实体论的思维方式,揭示“世界就是动态的关系网”.关系层次的划分以及深层“潜蕴性关系”的把握,是关系研究的关键所在.     

从“对手”到“盟友”：英美核关系的演变（1941—1962）

1941—1962年的英美核关系经历了从＂对手＂到＂盟友＂转变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和国家势力的此消彼长及其两国对国家利益的强烈诉求,阐释了由二战和冷战所塑造的英美＂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国家利益才至高无上。     

领导干部“能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从制度变迁视阈对领导干部能下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其现实困境的制度约束与路径依赖,从塑造政治生态、构建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机制3方面探讨领导干部能下的路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下打造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启示。     

从“补偿性”到“参与性”：生产方式变迁背景下保险社会的困境与超越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护体系属于较为典型的保险社会体系,形成了以社会风险共同性假定为前提、以个体同质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同质性的贡献原则和排斥性的补偿原则的结构模式,基本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保护需求。但当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时,劳动组织方式发生变革、个体异质性越来越鲜明,契约的排斥性和风险的异质性使保险社会面临挑战,保险社会的机械团结被信息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所瓦解,社会保护体系需要以个体差别为基础的有机团结。以“赋权”为核心的社会参与为社会保护体系的有机团结提供了一种可能。社会保护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可参与的包容性行为或活动,使社会成员获得自身价值、提升收益能力,形成“参与性”的有机团结,能够以此摆脱保险社会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排斥和个体异质性风险的挑战,满足信息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

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农地转用。在现行的制度下,土地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显然存在冲突。严峻的用地实践催生了土地制度变迁,进而开启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之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思路下,各地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形成了一条从宅基地换房、挂钩项目到地票交易所的演进路径。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本文对这样一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脉络做了简单勾勒,分析了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土地制度演进方向做了尝试性探索。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     

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兼从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展望“温州模式”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出现了多种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其中的“温州模式” ,不仅因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身特征 ,也因其在“抗争”中形成的发展生命力和示范效应 ,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温州模式”这一概念 ,最早是在１９８５年由《解放日报》提出的。作为对温州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特性的一种概称 ,“温州模式”的内涵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 ,曾在学术界出现过几次热潮。在众多研究“温州模式”的著作中 ,作为国家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温州模…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从“民族感情冲突论”、“历史认识冲突论”到“国家利益论”——评安成日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

安成日教授新近出版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论著,其独特价值表现为:在资料收集、发掘和使用方面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学术观点方面有重大的创见;在细节上给历史行动者以传神写照的刻画,凸显历史观念.对当代日韩关系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