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这个“数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权统治”。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论数字自我

数字化的扩展有可能延伸到“自我意识”的领域 ,形成“数字自我” ,开辟人的发展的一种新方式 ,使自我的存在和体验进入到新的境界 ,但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人文问题 ,因此需要从原则上确立其限度 ,其中所体现的是科技与人的深层协调。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异化的基本特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不仅深刻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消费模式。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私有制的“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交相渗透、彼此强化,在消费领域疯狂榨取超额利润,导致数字化消费不断发生异化。新型的消费异化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可控性、交叉性等时代性和技术性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将人与社会导向片面甚至畸形发展的歧途。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必须拆解“资本—技术”的联合机制,这既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构建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需要合理规制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差异化场景内个体消费表征及角色扮演——以戈夫曼拟剧理论为视角延伸

欧文·戈夫曼创新性地将“戏剧比拟”观点引入社会互动的研究之中,运用符号语言解读人们在“前台”与“后台”等场景区隔下日常生活的形象陈列。消费作为横跨公共与私人两大空间的一类交换行为,其逻辑某种层面上也遵循着戈夫曼所描述的“剧场化社会”规则,继而相应延伸出四类消费者角色及实践表征。即象征型消费中,以展示者角色呈现台前自我整饰的仿效化与神秘化;诉情型消费中,以认同者角色传递幕后语境下的真实化本我;工具型消费中,以理性者角色实现资源分配效用最大化;补救型消费中,针对越轨者角色的前期行动失范进行二次保护。在此之上,探究各类消费角色的成因,有助于不同消费导向的个（群）体寻找到贴合自身阶段性需求的消费模式。     

情感及其规制：数字时代情感的意识形态审视

在数字技术所建构的虚拟场域,情感表达空间的拓宽、“身体—情感”具象联结的消解以及情感的全景敞视与精准模塑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呈现样态,促使情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向度。数字空间的情感叙事将情感理性化为易于被算法操控的“数据—情感”,在情感消费构境下传递数字情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唤醒数字用户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为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重要增量,也有可能嬗变为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变量。为此,必须规制个体在数字空间的情感表达,借助数字圈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托情感叙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超越自我呈现：自拍作为前后台重叠的主体性建构实践——基于Z世代女大学生的Q方法分析

自拍作为当今女性自我表达最流行的方式之一,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数字文化现象。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Q方法,以作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的Z世代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四种自拍动机：寻求关注、自我印象管理、获得归属感、成就分享。基于数字自我延伸理论和表演性理论视角对自拍动机的分析超越了自我呈现的刻板视角。将Z世代女大学生的自拍实践看作一种自传式的数字记忆,一种基于数字延伸自我的社会互动,以及一种前后台重叠的自我建构过程,从中体现的是Z世代女大学生在数字化生存中的强烈主体性。     

谁在决定品味？——青年买手群体的品味建构与社群区隔

在日益小众化、个性化的时尚消费中,服饰的品味成为青年群体的追捧方向和消费原则。其中,时尚业的买手群体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号召力在消费实践中充当了“品味领袖”的角色,建构了品味社群的区隔。本文基于布迪厄的“文化中介者”概念和区隔理论,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买手群体对时尚品味的塑造机制。研究发现,买手群体和其经营的买手店通过打造独特的空间消费体验、确立审美与品味的原则以及展示专家身份的策略推动自身品味合法性的过程,由此对消费者的品味进行引导。其结果是,作为阶级范畴的品味让位于群体范畴的品味,影响着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和主观分层,品味的社群成为品味的再区隔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绿色低碳消费研究——基于不同消费环节和消费领域的实证分析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费转型不仅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在当代社会还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营造出新兴生活方式。然而,绿色消费不仅局限于绿色购买,而且不同领域的绿色消费机制也存在差异。通过使用2022年中国城市低碳消费调查数据,从购买、使用到处置的主要消费环节以及吃、穿、行等主要消费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绿色低碳消费的特征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和世代两个维度解释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购买、使用和处置的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阶层和世代的差异,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的群体越积极参与低碳消费行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常购买绿色商品的比例最高;在涉及购买环节和出行领域的新能源车消费意愿上,阶层比世代的影响更重要,而在强调商品处置和日常消费的二手消费方面,阶层和世代都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塑造绿色低碳社会共享文化,引导全社会认同、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及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是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本文着重分析在大额刚性支出存在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过大是如何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结论是 ,收入差距过大会强化低收入群体的储蓄行为 ,使他们的消费倾向降低 ,同时扩大低收入群体 ,这使得该群体的行为、预期和情绪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加大。其次 ,中等收入群体的危机感增强 ,消费倾向降低。最后 ,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对高收入群体有“示范”作用 ,同时 ,中、低收入者的不满情绪会使得许多高收入者有“隐富”行为 ,从而使得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降低。对此应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对策。     

数字文化产品体验中的“意识”问题及其导向策略——基于“数字体认”的行为逻辑

“数字体认”表征着数字文化产品体验过程中用户与数字环境的关系。在“数字体认”行为中，人的意识变化受到数字文化产品内容变化的影响，而内容的变化又受制于算法推荐机制。一些案例表明，算法推荐可能造成“成瘾意识”与“道德虚无意识”在用户群体间弥散，导致用户主观能动意识缺失。规范技术应用、合理利用算法推荐则可以提升用户的主观能动意识、道德意识、公共价值意识，促使主体意识回归，进而推动主流意识在群体间的广泛传播。本文通过对“数字体认”行为的分析，认为只有限制不断膨胀的技术权力、倡导技术向善，规范产品内容、树立正确意识导向，才能唤醒数字文化产品用户群体的主观能动意识，激发用户的道德意识，增强用户的公共价值意识，从而彰显和实现数字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与传播价值。     

法定数字货币应用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基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视角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意义毋庸置疑,但其在应用中也会存在市场信用风险、法律风险、财产损失和隐私泄露风险等伴生风险,不利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不确定性影响。当前不少国家如英国、新加坡、瑞典、美国等都开展了探索和研发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实践,并尝试以“监管沙盒”模式、探索搭建多平台模型等方式破除发展瓶颈。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视角来看,我国防范法定数字货币应用的金融风险,应健全法定数字货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金融消费者的信息保护和救济机制,完善法定数字货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监管机制。     

长三角数字文化产业:一体化与新动能

数字经济推动人类进入数字化城市星球时代,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崛起.长三角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在于:迈向一个跨越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跨时代世界级大城市群”,一个“世界级经济型-文化型大城市群”重合形态的升级版正在加速形成.长三角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特色在于“一生态两引擎”,即建设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一体化发展生态,塑造“点、线、带、廊”结合的空间布局;打造充满活力的数字文化生产力引擎,增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打造不断升级的数字文化消费力引擎,建设全国领先的一体化文化消费大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新基建、区域创新与文化消费升级

数字新基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拓展了文化消费业态与模式,提供了文化消费升级的新动能。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的发展可以显著推动居民文化消费升级,并且可以通过带动区域创新间接提振文化消费;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积极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因此,应以顶层设计、金融支撑、人才培育为抓手,大力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以平台建设优化区域文化科技资源配置,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促进文化消费升级,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