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代青铜文化的再认识

本文以文化哲学的视角重新评价了商代青铜文化，破除了对青铜文化的认识误区，通过论述商代青铜文化与书写文字文化及技艺书画的关系，阐明商代青铜文化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文章还提出了与青铜文化相适应的人的造型艺术感受能力，由此来论述青铜文化与人的心理情感的关系     

从不对称看文化符号的标记性

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它强调语言符号的极对称现象和这种对立的不平等性。文章从认识标记理论的定义出发 ,分析了文化符号中存在的标记现象。指出了标记理论在文化现象中的普遍分析功能以及无标记现象和有标记现象不对称的普遍性。     

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与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语言符号成为了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同时新的语言词汇的出现以及被社会的认可,也总是在一定的文化传承中完成的,每一个时代语言符号都标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本文主要从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     

从“符号”到“文化”——知识教学观的演变

知识教学观的演变是以一定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同时也顺应了从现代知识观到后现代知识观的转变。文中在简要介绍知识教学观演变缘由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从＂符号＂到＂文化＂——知识教学观演变在课程中的体现,进而提出这种演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浅析商代青铜酒器的文化内涵

作为礼器,青铜酒器的诞生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息息相关,反映出了以敬天祀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本文通过对商代社会文化总体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商代青铜酒器的文化内涵。     

声乐艺术之多元文化符号解析

用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艺术文化现象,是揭示艺术形式构成和表现特性的途径之一.任何一种艺术符号的主要功能都是对情感信息的传达.声乐艺术由创作实践到审美实践,包含着文学、音乐、歌唱及表演等多元的文化因素,其艺术产生、艺术再现和艺术创造的各个环节,无不体现出多元化文化符号构成的本质属性,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声乐艺术的综合性艺术特质,或许正是中外声乐艺术最终必然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歌剧这种综合性音乐戏剧形式的根本原因.     

文学符号理据性初探

本文在语言符号的非理据性特征基础上探讨文学符号的理据性。文学符号所指意义理据性地依附于能指之中。文学欣赏过程即是文学符号理据拾取过程     

从音义联系看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从主流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任意性与理据性的不同观点出发,依据语言符号的语音象似性,即拟声,语音象征、音素美、摹拟音、联觉通感等现象,探讨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及这种理据性在实践中的价值.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商代海贝性质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商代海贝或者仿海贝是中国货币的最初阶段,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商代海贝来看,出土情况复杂,无法从考古材料上对商代已经出现货币的观点给予支持;相反,从大量商代海贝密集出土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海贝是殷商时期大量使用的装饰品,最初仅仅作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是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起到辨别不同人群的功能;同时不排除西周以后货贝演化为货币的可能性。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之价值分析

作为现代文化创造之必然选择,自觉符号设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为人处理同外界客观符号世界关系的特定文化创造活动,它既是一种功能性超越活动,又是一种不断寻求具体、反对抽象的程式化文化创造活动,还是一种兼顾自律性、兼容性与预验性价值的文化创造活动.它具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有助于我们按照复杂情况来引导当代人类文化创造,更好地把握自身文化未来与发展趋势.就文化学层面而言,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试论商王朝对南土的军事经略

青铜器作为商代国之大器,不仅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南土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商王朝争夺的主要目标,统治者在对南土的经略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参考,从军事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可以发现商王朝对南土的统治存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的意图:在战术层面上以盘龙城遗址等作军事据点作为其势力南下的坚固基础;在战略层面上,商王朝希望通过对长江中游黄金水道的控制,达到对南土铜矿等资源的控制与使用的目的。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试论商代王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商代初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王权。商王权对中央政府和王畿内的贵族官僚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贵族官僚对王权却没有制约的权力。商王权在诸侯国里虽然受到了限制，但王权对诸侯国的土地甚至对诸侯的人身（ 在入朝做官时） 都有任意处置之权。专制王权是在征服战争中产生的，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从文化翻译观视角谈习语文化空缺的翻译

论述了英汉习语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习语翻译中对文化空缺的处理,提出在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应该本着文化平等的态度,适应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尽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对文化进行移植.     

从卜辞看殷商时期上帝的性质

殷商时期的帝对风、雨、雷等自然天象有控制权,也有随意降予商王国自然灾害与人事灾害的主动权。帝与殷商时期的一些自然神和商王的先祖有上下统属关系,帝是商人崇拜的至上神。殷商时期所崇拜的帝不享受祭祀,其与商族无血缘关系。商代至上神帝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天空至高无上神秘力量的敬畏。     

清初诗坛与诗学趋向论

清初诗坛,主要有遗民诗人、贰臣诗人、清初入仕新朝的文臣三大创作群体.清初诗学逐渐从拟"高格逸调"与"独抒性灵"中走向重诗歌的价值功能的复古--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归.这种复归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主张诗歌的怨刺功能,明显具有抗清、经世的意图,二是主张"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的儒家诗学的审美原则的复归,诉求安定与巩固统治现状之目的.清初诗学还对"七子"、"公安""竟陵"诗学等重新审视与反思,由"拟古"之风注重诗歌的高格逸调,而走向现实,重"情"的抒发,再而趋于"神韵"说;伴随着这一进程,宋诗学便悄然兴起.     

华夏汉文化圈与亚美洲远古艺术钩沉

远古时期,世居亚洲的蒙古人种越海迁徙至北美洲。东晋时期高僧法显东渡大洋彼岸"扶桑国"的传闻,以及美洲玛雅地区汉文字出土、萨满教艺术流行等文化现象,均在证实华夏民族与印第安人神秘交流的历史;彰显日趋形成的太平洋汉文化圈在亚洲与美洲传统文学艺术融通过程中所显示的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