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具三千”与“一念三千”

在中兴天台的理论贡献中,天台九祖湛然明确提出了他的“理具三千”说。在这一学说里,他拈出了一个“理”字点示了智者大师一念三千说的理论基底,并以“二具”说对天台“具”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系统分析。由此不仅继承了智者“一念三千”的师说,而且还丰富和补充了这一理论,同时也使天台的中道实相之旨得到了进一步重申与彰显。     

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

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观在具体发展中是有细微变化的。作为“性具善恶”思想成立基础的“一念心”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 ,“心”与外缘相遇而起动的瞬间。其二 ,无明与法性的相即相待。其三 ,心即实相 ,实相即心。智的“性具善恶”有“法门教化”的含义 ,而其哲学论证则是“三因互具”。湛然谨慎地引入了真如不变随缘的观念 ,在本体论上提出了“一念心性真如”的提法 ,但在论证“无情有性”说时仍然偏于“理体”而未能妥贴地将一念心与真如合为一体。在性具善恶问题上 ,湛然贡献出了两个理论命题 ,即“修性不二”和“染净不二”。湛然引入《起信论》之说却引发了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争论。在“山家”、“山外”之争中 ,知礼提出了“理毒性恶”的思想 ,将佛性具恶的层面提高到了“理体”的高度 ,这是性具善恶思想的极致。     

禅宗--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化选择

禅宗认为"即心即佛"和"无情有性",即佛性遍布于一切,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它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既有契合点,又有极大的不同.禅宗对人生、世界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决定了它所显示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取向,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化选择.     

和谐发展的"圆理"

和谐发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求真、向善、达美之圆。和谐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圆理”：天道生生、圆融互润的智慧之圆展示了和谐生物的“圆真之理”;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之圆,给我们指出了和谐伦理的“圆善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法和谐酬善之道,描万有向善之圆;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美丽之圆,诠释了和谐生关的“圆关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修和谐生美之道,绘万有和关之圆。全真呈圆,至善象圆,大美似圆,和谐发展中的“三圆哲学”使其成为发展的至高境界。     

梁漱溟意欲论研究

意欲,是漱溟哲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个心理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概念,而且它首先是个本体论的概念。它源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柏格森的创造意志,吸纳了佛教唯识宗阿赖耶识之精,最终归宗于孔孟之“仁”,陆王之良知或心,可谓杂揉中西,融通佛儒。一、意欲概念之来源任何一个哲学概念的出现或哲学流派的形成都是通过对前人思想资料选择和组合建立起来的。当然哲     

和谐范畴的多维考察与意义解读——兼论佛教众生观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和谐”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意义解读，指出就人类目前的现实处境而言，“和谐”的范畴更多地指向社会构建的理想或者观念，其含义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内心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但是，这种解释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固定思维模式，因而造成对宇宙间其他物种、其他生命存在的忽视，使得“和谐世界”的构想不尽圆满。佛教较早和较全面地确认了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存在，形成了以“众生平等”、“不杀生”和“众生即佛”等为核心的众生观，对目前构建“和谐世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楞伽经》看唯识学“三自性”之含义

唯识学之“三自性”是佛教中一个相当重要又颇具争议的概念,其中体现了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的内在关联。而《楞伽经》则对这两种思想都有集中说明,因此文章主要依据《楞伽经》对“三自性”之含义作一阐释。文章认为,“三自性”所要说明的是世间诸法的三个层面,其中圆成实性是世间诸法之体性,缘起自性则是由此体性而起之真实相,妄想自性即是众生所觉知之世间诸法,亦可看作诸法之妄想相。同时,圆成实性是修行者所成就之如来藏心;缘起自性则是有成就之修行者（较高果位之菩萨或佛）为度生而示现之种种如幻法,此由如来藏心体起用而现出;妄想自性则是众生对所现出之如幻法的执着相。因此。“三自性”亦是修行成就者度生之法的不同层面,而世间一切法都是此度生法之示现。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

“诗思互镜”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通语法”。以屈原作品的诠释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普遍语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德国现代诗歌诠释过程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刘勰、王夫之、戴震三人对屈原作品的诠释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都是从哲学与诗意相互诠释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诗思互镜”的诠释路径,一方面让诗意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深沉哲思结合起来,于是哲学之思照亮了诗意的深渊,使诗与人的存在关联性变得清澈;另一方面也让哲学与人的感性生活、情感意向结合起来,于是诗意的情感介质让哲学之光展现出■缊之气,从而具有了生动可感之质。“诗思互镜”可以让文明交流互鉴既保有一种理性的清澈之思,又能呈现出精神现象的感性光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普通语法。     

李白与佛教思想关系再探讨

李白为崔成甫亡儿所作铭文中的"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尔"一语,可视为李白佛学之纲领。此思想为佛教诸经所载,在净土、天台、禅宗中都有表述,是佛学的基本思想。其相同的文字表达目前可见出于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李白佛学的核心,是以实相之说来了彻生死之说,体现了其生命哲学的高度。以极乐信仰为权,以实相证悟为实,开权显实,融合仙佛,构成了李白的生命哲学。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关于荀子的“以类度类”思想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处于对先秦哲学进行总结并加以创新的地位。他提出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形具而神生”以及“性恶”论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认识论方面，荀子主要提出了“缘天官”和“虚壹而静”，前一说属于经验论，后一说属于理性论；作为中介而沟通此而说的则是“以类度类”，这一中介环节实际上更集中地体现了荀子认识论的特质。就在这一中介环节中，存在着荀子认识论的重要缺陷，这种缺陷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延续，而且在中国现代人的认识…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称名与十念——昙鸾念佛往生方法辨析

北魏名僧昙鸾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重要法门“称名念佛”的最早倡导者。但实际上,昙鸾的念佛方法“十念”并未偏离印度传统的观想念佛法。昙鸾推崇“称名念佛”对于净土理论的真正创新意义在于：认为根器较差的众生必须通过这一法门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十念”观想;以阿弥陀佛名号作为媒介,可以沟通佛与“十念”,从而使后者在作用上胜过众生以往所造的恶业,最终实现往生净土。昙鸾认为印度传统的净土法门方法不够简易,且与“业报”理论有冲突,他提倡“称名念佛”,乃是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所做的改良。     

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个新阐释──法相唯识宗千年兴衰史新探

法相唯识宗作为中国佛教哲学的一大宗派．曾在南北朝时期初传入华，接着有唐玄类自印度再次传入中土，并且盛极一时。唐玄类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被梁启超称为“千古学者之模范”，被鲁迅颂为“中国人的脊梁”之一．然其开创的学术事业，后来者却难以为继。法相唯识宗亦好景不长．仅仅是三四十年的光景．就折入了一道衰弱不振的曲径。可是，它在千年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得到了再度的复兴。对于它的盛衰过程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似乎已成为一段学术史公案，结论如陈寅恪所言：“其忠实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类唯识之学，虽…     

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体系结构

汉传佛教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建构佛教生态伦理理论有助于统摄佛教丰富的生态伦理资源。缘起论、依正论、无情有性说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奠定了哲学基础;慈悲平等、珍爱自然、戒杀护生、节欲惜福和净心净土等是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与之相关的道德规范是佛教信仰者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和要求。上述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生态伦理体系的构架轮廓。     

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

洪州宗是马祖道一及其门徒所传的禅宗之正系。本文重点评述了洪州宗人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的命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触类是道”、“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清静本心”与“见闻知觉”、“心即是佛”与“无心是道”、“有情无佛性”与“无情有佛性”等心性论思想,由此说明了洪州宗重视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强调任运自然,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生活禅、世俗化倾向,以及强调直觉体悟而反对知解的方法特征。     

论中国文人与中国文人画

一、文人与画中国绘画走完了对器、纹、形、神、法则的追求后终结在了笔墨的意味体认和自觉上,在心与笔墨运动间寻找到了一条更为直接的感觉通道,所谓“默而识之”,寻找到了道的主体,使个体感觉本身具有了“道”的性质,而这个道的性质又基于社会理性、伦常纲纪与生命运动之“气”相同一的广泛而深刻的含意,因此道即道心,佛即佛心,我心吾佛,见性见佛等,上帝成为了我心,人在这个阶梯上在魏晋达到了更为高级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人性本质和精神的再次体现。因而绘画一切对外形外象的规定和表述皆为对心形心象的体认和表述;一切对笔墨之形之象的表述和对笔墨之理的体认皆是默而识之的心理,性情的表述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