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以“反赤化”的名义:北京政府后期奉直等系军阀的军事行动

"赤化"的符号最初指向改组前后的国民党.1925年底,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以"反赤化"的名义率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此后,奉、直等系军阀越来越多地应用此一旗帜为自身的军事政治行动正名.奉直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反赤"景象高涨.1926年夏蒋介石兴师北伐之后,"反赤"主要针对的已经是南方国民革命军,此时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并称"南北二赤".北伐军攻入武汉之后, "反赤"局面开始逆转.蒋介石"清党"之后,"反赤"旗帜的针对性逐渐失效.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赤"的主要对象.     

"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既体现出蒋介石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为此,蒋介石先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学界既存有关冷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研究重心几乎完全集中于蒋氏与美国利益的绑结,而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也存在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美国破坏蒋介石倡建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即是具体实例,对此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障碍重重的认知.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试论迁都之争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北伐战争迅猛发展,革命势力席卷中原,中国大革命处于高潮之中.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为了控制革命规模,篡夺革命领导权,分裂革命统一战线,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所谓迁都之争,“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所在地的南昌所引起的.”①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紧密合作,坚持斗争,终于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取得了迁都武汉的重大胜利.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新闻传媒下的蒋介石祝寿文化探析

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各种赞誉和崇拜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围绕为蒋介石祝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祝寿运动".笔者以为这在民国史上是一段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对研究抗战后的蒋介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 1 92 7年至 1 938年 ,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 ;1 938年至 1 94 7年训政结束后 ,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 ;1 94 7年至 1 94 9年宪政时期 ,受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渐入高潮和步入“冰点”三个时期,而此时正值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蒋介石政权、活跃于南京国民政府之机。他们在华活动涉及领域之广、对南京国民政府影响之深,均超过蒋介石历任外国军事顾问。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在名义上属军事顾问,实际上其在华活动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中德经贸往来、中国国防建设和中德邦交。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１９３５ 年１１ 月２７ 日曾写道：“她的（ 中国的） 整个经济———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这里的德国人来说是了如指掌。”〔１〕他们对蒋介石的影响极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够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的作用与蒋介石聘请德籍顾问的原因及其来华动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而应当辩证地看问题,力求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与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

中原大战后 ,蒋介石极力削弱并控制晋绥军 ,为此采取了种种方法 :或借助东北军之手 ,或分化其内部将领。蒋介石的目的非但未能最终实现 ,从晋绥军中分化出来的傅作义集团也最终背弃了他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

南口会战在华北抗日正面战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战展开前,蒋介石以第13军、第17军、第68军构成三位一体和实行察绥一体的防御体系,迫使日军进行南口会战。会战展开后,蒋介石指示和鼓励汤恩伯固守南口,指示傅作义和刘汝明配合攻取张北;前项部署较为成功,后项计划未能实施。日军正面攻击南口未得逞后,乃从察北插入攻击张家口,截断平绥线。蒋介石乃实施三步计划,先是鼓励固守南口,接着指示反攻,继之部署撤退。蒋介石部署南口会战的战略意图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平绥线的作战牵制日军速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尽管蒋介石未能调集充足的兵力,也未能解决指挥系统混乱、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通过南口会战,华北抗日正面战场形成。     

赫尔利与国共联合政府谈判

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此次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变数：先是中共修改赫尔利的方案,接着又是国民党修改中共的方案,然后又是中共拒绝国民党的方案并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又被国民党所拒绝。在此期间,赫尔利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国民党软硬兼施,苦寻对策;中共则态度强硬,拒不妥协;最终,国共联合政府谈判宣告破裂。究其原因：一是赫尔利不谙中国国情且有失公正,二是国共两党的立场和原则相距甚远,三是国共两党相互妥协的时机尚不成熟。     

陈独秀为何不出席国民党"一大"?

陈独秀对国共合作始终抱有怀疑与排斥态度,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曾停止.这些批评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员对陈独秀本人的强烈抵制,也一度造成两党关系紧张.加之1923年下半年,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马林被调回苏俄,魏金斯基来华对马林的政策"纠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陈独秀没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