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作特别规定，末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和案件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尺度难以把握。本文以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利与弊，以期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提供可行性参考。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构建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随着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机关的全面贯彻，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步试用，但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其在适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范围、禁止性条件和程序，司法机关定位和职能不明，缺乏案件质量回访机制，对不起诉的加害人缺乏教育和监管机制等，由此提出对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设想。     

探析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规范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在轻刑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的当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已司法机关成为处理轻刑案件的重要选择。但是刑事和解在我国还处于探索试行阶段,尚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在刑事和解中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其规范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启示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领域，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处于刑事诉讼另一极的被害人的权利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论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西方三十多年来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中以国家为本位,强调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罚来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刑事司法理论,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刑事和解,能较好的使国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但是, 刑事和解制度是否会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 也是人们担忧的问题之一。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保障被害人权益，尽快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本文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刑事诉讼制度连贯性角度出发，以自诉案件调解制度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辩诉交易制度为例，探讨刑等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论检察实践视阈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谦抑性，同时尊重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愿,突出了被害人的地位，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中的体现，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往往被误认为是“以钱买刑”，且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相关配套机制的缺失，导致刑事和解工作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难题。本文主要从检察实践的视角对刑事和解问题展开了研究，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实践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刑事和解工作走上正规。     

构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目前并非一个法律制度的安排，是具有刑事政策的操作规范。本文对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进行研究。     

浅谈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和解尝试方案。那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发生了一起破坏艺术作品的犯罪案件。鉴于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比较年轻，该县一名了解案件具体情况的缓刑官员说服了本案法官，同意让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与所有被害人见面，两位年轻人当面承认自己的罪行，诚恳赔礼道歉，并对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经济赔偿，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一致同意对其从宽处理，法官最后决定对两名年轻人宣布判处缓刑。这种解决方式后来逐步演变为刑事和解制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探究

对于刑事和解本身的概念及理念,学界研究早已详尽精深：从实体法角度看,刑事和解是刑法谦抑主义的渗透和体现,是刑罚观从报应刑向教育刑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诉讼法领域内分析,学者们也是百家争鸣,或认为是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我国的结果,或认为是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交汇,或认为是我国自生自发的本土制度。在新刑诉法即将实施的大背景下,理念探讨固然重要,然而具体操作制度的设计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但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仅有三条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各地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做法,本文就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模式、程序等具体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正在我国倡导和推行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刑事和解制度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同时刑事和解对于刑法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我国司法实践中和解的事实与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宽严相济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选择性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钝化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积极作用。但是,刑事和解本身的合法合理性也引起了司法界的和理论界的广泛争议。本文试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语境下谈一谈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概念浅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基于有利于对被害人补偿,有益于对加害人改造、有利于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考量而建立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刑事和解是一个需要充分定义的概念,以防止制度的滥用或误用。这中间既包涵了对于刑事和解概念本身的界定,也包括了由于我国的其他配套制度与他国的不同,而使得刑事和解制度在使用中应注意的特殊问题。本文也是从概念本身,和分析相关配套制度两个方面着手来浅析刑事和解的概念。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者,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承受者,应当对其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而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注重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本文通过厘清刑事被害人和刑事和解的概念,论述刑事和解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价值及功能,通过简单建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最后分析了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救济与监督。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制度构建——以制度价值为向导

刑事和解是西方司法实践的一项创举。而一个制度能否为另一社会环境下广大群众所接受、能否带来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规定是否合理，其中制度具备经济性与否就是其最有力的评判标准之一。 因此，本文从跟踪刑事和解制度发展状况、探讨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依据出发，以分析刑事和解的经济性价值为重点，最终探索刑事和解的可实施方案，寻求刑事和解制度合理的构架及其潜在价值。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进行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本文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概念和特点,探讨了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以及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弊分析及其完善

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也是国际公认的矛盾凸现期,社会阶级成分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分配结构都面临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多发态势,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财产伤害、盗窃等案件也日渐增多。面对这些案件屡屡发生,是以更严厉的刑罚处罚威慑犯罪,还是用便利、低廉的调解办法解决,这引起了法学界人士的思考。2004年4月起南京市雨花区在全国率先试水“刑事和解”机制,对一些涉及轻伤害等的刑事案件,允许加害方和受害方“私了”。有人认为,此举是借鉴恢复性司法理论,科学把握刑事政策,创造性地执法,促进了社会和谐;也有人认为,此举不仅不利于保护弱者的合法利益,而且有悖于国家法律,激发更多人对社会、法治的不满,破坏了社会和谐。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发展过程和模式建构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正在被一步步确定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而且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一些积极的司法实践。本文着重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法律和实践中的发展并着重论述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法范围、适用条件、适用阶段等问题。     

新刑诉法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不协调问题分析——公权介入与私力合作的界限

作为典型的公法,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公权介入为主体,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兼顾私力合作的精神,将刑事和解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但国家主义的公法制度与私力合作的刑事和解存在一定的不协调,这一问题在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两部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现这方面的问题。新刑诉法在细化逮捕条件、严格控制逮捕范围的同时,明确了应当逮捕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但这种强制性规定与刑事和解制度发生不协调,尤其在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的轻伤害案件上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