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复合空间结构的生成机理及治理困境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治理模式，国家在城市进行社会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固定的单位组织，而是高密度、原子化和异质化的城市社区流动空间。理解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了解城市社区空间中复杂的权利关系。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维度解构城市社区内部权利格局，并对引发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房权政治下的城市社区结构以物权归属为划分依据，是由私有空间、共有空间和关联空间整合而成的复合空间结构。复合空间中相互缠绕的权利关系最终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集体行动的难以实现和关联主义的不断弱化，成为裹挟城市社区陷入治理困境的病理要素。     

探析南宁市社区治理路径

城市社区是21世纪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和基础单元,加强社区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南宁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南宁市社区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城市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对南宁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索了一些适合南宁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如何发挥党员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党员作为党的细胞,党员作用能否充分发挥作为影响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党员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意义,对发挥作用的路径进行了探究,以期能够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借鉴。     

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推进

近年来,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溪江社区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协作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国内近两年来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国内学者近两年对城市社区治理进行了见仁见智的探讨。文章主要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国家-社会-市场三种力量间的冲突与协调等四条路径对近两年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综述,学界已就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中心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等达成共识,协作治理将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论城市社区生活垃圾的治理

生活垃圾治理是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城市社区生活垃圾的治理尚停留在堆放到处理的粗放型治理阶段。本文结合国内外生活垃圾治理情况，建议应将循环经济立法，加大垃圾治理投入，支持垃圾治理产业化，提出以社区为单位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生活垃圾预防、分拣和投递系统，再以若干社区群为单位建立垃圾循环产业，进行垃圾的变废为宝和废物填埋，从而实现垃圾治理的减量化、无害化和产业化。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机制初探——以D市城市社区为例

本文以D市城市社区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D市城市社区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委会"内卷化"、社区民间组织零散不规范、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试图为走向善治的社区治理之道提出政策建议。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新时期,面对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在自适应性、非线性及多样性方面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相契合。通过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联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形成了自身运行机理。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效能,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聚集效应;创造公共价值,提升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主体能力;发展"互联网+",优化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     

论城市社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路径及规制

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重要层面。而在信息和网络时代，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又体现出了新的特点，形成了新的公民参与方式。本文将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置于网络环境下，讨论公民参与的网络路径及相关的规制问题。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未来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初探

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细胞单元,在新时代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城市未来社区的数字治理更是城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治理的实践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而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也将为数字治理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方法。文章首先研究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包括加剧邻里关系的疏离、过于追求数字化导致对民生需求的忽略、产生信息孤岛问题和造成居民隐私泄露等方面。然后提出了未来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即要发挥社区的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作用、注重人文的改造和管理温度的体现、强化数据整合并提升精准管理、完善监督管理,严防发生数字风险,从而推进未来社区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     

加强基层社区党建引领功能 优化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是整合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统筹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问题、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系统性工程,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层体现。坚持党对社区治理的全面领导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     

社区治理的历史使然与创新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社区为例

以城市社区治理为核心的社会治理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这场变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治理主体的构建、居民的参与自觉自信、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新模式的探索都至关重要。要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质、核心、关键及发展规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     

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耦合机理与建构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重塑基层社区治理逻辑思维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思路在领域建设、价值遵循、发展目的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的要求和执行结果相悖，具体体现为精细化治理要求与基层减负放权的实践逻辑相悖、民主协商制度与治理共同体聚合力不足相悖、智能高效治理要求与数字鸿沟难以跨越相悖。基于此，应通过党建引领以提升社区治理管控效能、主体联动以强化社区治理服务效能、科技赋能以激发社区治理创新效能、文化渗透以释放社区治理的绿色效能等，将“四维蓄力—四重效能”作为重塑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将构建有序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布局的强力支撑。     

自然风险治理视角下的城市弹性社区模型研究

社区是城市风险治理的重要单元。社区弹性能力的高低是社区应对各类风险的关键因素。本文对弹性社区理论基础进行阐释,构建弹性社区模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国城市弹性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驱动机制分析

本文以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驱动机制分析为对象。首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两条主线来构建民间组织—城市社区治理逻辑分析起点,从而凸显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民间组织。其次,剖析民间组织发展的内外驱动因子。最后,针对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行为阻力因素,探索民间组织如何破除“失灵”障碍的路径选择。     

天津:大型居住区治理要抓好六大创新

正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要以改革为引领,以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这是摆在很多城市决策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城市旧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些以集中方式兴建的大型居住社区,但这些大型居住区大多兼有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特点,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很多挑战。在这方面,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最近就创新社区治理提出六个方面的新观点和要求,抓住了当下社区治理的关键:一是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探索大型居住区治理机制,严格     

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其治理现代化能够不断巩固我们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根基,打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举,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做好外部融接应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机契合,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动态融入,与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新模式对标竞进,与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变化深度适应;加强内部并举需发挥城市社区党建的全面引领作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构建以“两邻”理念为主导的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打造数字化社区服务互动新平台。     

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及治理体制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保证基层社会活力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介绍国外城市社区治理3种典型模式的具体做法并总结经验,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铜陵社区综合改革的实践经验、问题与启示

铜陵位于安徽中部,1956年建市。现辖铜陵县、铜官山区、狮子山区、郊区和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人口74万,总户数253272户。2010年,被列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社区综合改革实验区,其所进行的撤消街道办,建设新社区的改革,揭开了中国城市管理告别街居制体制的大幕,其社区综合改革实践是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