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研究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却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本言人为应将其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既避免了制度上的矛盾，又可以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诉权探究

刑事被害人是他人犯罪行为的承受者,然而,在刑事诉讼中,以公诉人和被告人作为具有对抗性的两造,法律和舆论往往把焦点放在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上,而被害人的诉讼利益则容易被忽视,甚至成为附庸。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权是社会发展结果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犯罪既是公共利益的"杀手",也是严重的私人侵权行为,被害人有私权请求权,在刑事诉讼中,应构建和完善被害人的刑事诉权,实现个案正义。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问题成为近几年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确立刑事被害人在案件处理中的能地位，赋予其充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是改善刑事被害人不利现状的必要途径。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完善

我国法律规定的被害人权利,较之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在知情权方面范围较窄,在刑事裁判的上诉权、国家补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对于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故我们应借鉴有关国家法律的规定,扩大我国刑事被害人知情权、赋予被害人刑事裁判的上诉权,加强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跟上世界保护刑事诉讼被害人的立法潮流。     

探析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

2004年的马加爵杀人案(杀死同寝室4名学生)被害人家属最终因为加害者的家庭情况放弃赔偿要求;2006年12月28日当杀害11人的邱兴华被执行死刑时,这11个被害人家庭仍未获得任何赔偿,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这些案件大都存在相同的特点,即犯罪行为人几乎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因此得不到赔偿。从刑事诉讼角度关注被害人,关注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犯罪行为而遭到直接的侵害,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关注。在诉讼中作为案件当事人理应与被告人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呼声的高涨,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认为:"今后应赋予被害人以平等的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本文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含义,特点以及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及改善的详细论述,对我国被害人制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希望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完善,略尽薄力。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保障被害人权益，尽快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本文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刑事诉讼制度连贯性角度出发，以自诉案件调解制度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辩诉交易制度为例，探讨刑等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和量刑之间的关系、执行难、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缺失等。对此,应从在立法上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妥善处理赔偿和量刑之间的关系、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执行法律制度、规范和建立对刑事被害人人的补偿制度等方面予以解决。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构建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随着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机关的全面贯彻，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步试用，但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其在适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范围、禁止性条件和程序，司法机关定位和职能不明，缺乏案件质量回访机制，对不起诉的加害人缺乏教育和监管机制等，由此提出对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设想。     

我国的“公诉转自诉”制度废存探讨

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类自诉案件，被理论界普通称为“公诉转自诉”案件，增设此类不仅违背了刑事追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与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相悖，而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予以废除，代之以检察机关干预自诉，强制起诉等其他制度，以完善我国的自诉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者,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承受者,应当对其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而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注重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本文通过厘清刑事被害人和刑事和解的概念,论述刑事和解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价值及功能,通过简单建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最后分析了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救济与监督。     

“和谐”语境下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自诉案件转为公诉，致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之间恢复正常和谐的社会关系，也不符合刑诉法的基本精神。应当充分认识自诉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自诉案件应当采取自诉优先、国家援助、减少公诉的原则，化解纠纷，帮助当事人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实理社会和谐。     

浅析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途径

针对如何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之后，其本人和其家属生活困难甚至无以为继的现象，浅析如何在我国科学合理地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产生积极意义。     

公诉一体化机制构建内部实现方式分析

公诉一体化机制构建过程中，在内部实现方式上必须考虑公诉权亲历性和裁量性的本质属性，并在检察司法改革的设计中体现出来，从而实现公诉权的独立性，这是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的需要。     

暴力强奸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看法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受理,但是在近些年的实践中,有一些突破性的案件给予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精神损害赔偿。暴力强奸案件对于受害妇女的精神损害极大,是否应该突破我国法律的规定给予被害人赔偿,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暴力强奸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刑事被害人赔偿或补偿的研究

对刑事被害人赔偿或补偿，就是通过给予被害人各种形式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创伤，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目前，我国立法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实践中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资金来源没保证等软肋。     

试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之完善

我国目前在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上存在严重缺位：理论上对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深入研究,立法上对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实践上对利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投入,同时社会关注度也明显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想.首先,应确立刑事被害入社会救助的原则、内容;其次,制定我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指引〉,整合零散的社会资源;最后,建立刑事被害人融会救助机构全国网络系统,并对机构的工作范围、工作程序进行统一规范.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只有申请抗诉权，没有上诉权；未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未明确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被害人对诉讼程序和审判结果的影响有限。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所在和关键措施。     

浅谈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和解尝试方案。那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发生了一起破坏艺术作品的犯罪案件。鉴于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比较年轻，该县一名了解案件具体情况的缓刑官员说服了本案法官，同意让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与所有被害人见面，两位年轻人当面承认自己的罪行，诚恳赔礼道歉，并对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经济赔偿，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一致同意对其从宽处理，法官最后决定对两名年轻人宣布判处缓刑。这种解决方式后来逐步演变为刑事和解制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试论刑事和解检察监督的主要原则

刑事和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节约国家司法资源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兼顾好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国家三方之间的利益。刑事和解的检察监督应根据刑事和解本身的特点，从实际出发，依法监督、理性监督、协商监督，让刑事和解制度充分发挥恢复正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