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换句话说,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口述/书写: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

口述 /书写在当代学术界 ,特别是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其单纯作为表述、记忆、传承的方式 ,其价值也不仅局限于某些学科 ;这种具有反思意义的讨论明显兼有学术转型中的学理性质。鉴于此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兆荣和他的研究生们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门讨论 ,大家集中就概念、学科依据、书写的权力化、社会价值分层、国家与地方、田野的现场性等进行了辨析。参加者包括 :赵海英 (藏族 )、王晓萌 (汉族 )、杨正军 (回族 )、徐苑 (汉族 )、钟敬锋 (汉族 )。     

关于知青口述史

传统史学以文献利用为主,口述方法的运用,对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补史、证史,可以改变极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状况,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口述历史 ——周双喜大师谈云锦

本文通过对云锦织造大师周双喜的访谈,以最真实的人物对话,反映当代云锦的发展变迁,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史料.     

蒙古族妇女优良历史传统分析

蒙古族妇女优良的历史传统主要表现为：自强自立,追求平等,敬老爱幼。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游牧经济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造就的民族性格使然。这些历史传统几经考验和升华,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发展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积极的作用,应该大力提倡。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 --定宜庄博士访谈

定宜庄博士是一个做满族口述史成果丰富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民族和性别的优势使她把满族妇女作为自己做口述史的切入点.做口述史对她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历史观.顺其自然是她做口述史最大的心得和体会.强调口述史学应注重人文关怀.     

额吉河,温暖的河 《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序

我是逐字逐句将这部名为《额吉河》的口述史读完的,对于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稿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近年来很少见的情形了。额吉,这是蒙古族对母亲的称呼,是蒙古族的民歌里被反复吟唱的主题。它让人想到温暖,想到希望,想到乳汁和青草的清香,想到草原上平静流淌的河水。北方自然环境的寒冷严酷、游牧生活的迁徙无常,使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都显得特别珍贵,也使哺育呵护生命成长的"额吉"一词,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庄严和神圣。     

口述史实践运用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记忆,由传承人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代代传递延续.对非遗文化地保护最重要的就是对传承人地保护和记录.对国家评审认证体系中出现的大量市级、区县级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言,他们代表着丰富、多样性的地域文化.把口述史实践方法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领域,尤其是对数量庞大的地方非遗传承人...     

19世纪前俄国地方管理改革的历史传统

从古罗斯国家到莫斯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从沙皇伊凡四世到彼得一世、叶卡特琳娜二世,再到19世纪俄国大改革之前的尼古拉一世,历代沙皇的改革事业都涉及到地方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一切使得俄国在地方管理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传统.俄国地方管理历史发展的结果为立法者指引了未来改革的趋向.     

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

对民俗学而言,民众长期积累的知识,是理解口头表述的前提;口述者的记忆,现场的心态、听众的反应,都影响到口述本身.所以,民俗学讲究"深入访谈",讲究对研究对象内部知识的了解,从而描摹民俗事象背后的传统.     

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

《格萨尔》这部世界著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     

浅谈《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

手中没有供品不开门。”诸如此类的各种唱词比比皆是 ,数不胜数。很显然 ,这与《格萨尔》中的任何一种唱词完全相同。对《格萨尔》说唱音乐而言 ,由于说唱音乐与山歌、牧歌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它虽然没有直接吸收山歌、牧歌等音乐素材 ,但仍利用或吸收了该地区的其他传统民间音乐。如以昌都民歌《美酒献给好头人》为例 :　　24 中板　　下面是一首《达岭大战》中一个名叫阿滚的牧养人所唱的人物专用唱腔———《牧养随风悦耳曲》 :　　24 中板　　假如我们对以上两首歌曲的基本艺术风格、音阶旋法、调式调性和节奏形态等进行比较研究 ,从中…     

《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     

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势

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生前是国际著名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专家。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简单勾勒了他的学术贡献:作为"口头程式理论"当今的旗手,他完成了从古典史诗研究向口头史诗研究的转折,形成了"内在性艺术"的学说;他创用了"大词"和"传统指涉性"等概念,建立起口头诗学的理论体系;他创办理论刊物《口头传统》,极力倡导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文学术的格局和走势;他通过对口头传统和互联网两者的并置和比较,总结出人类"思维通道"的某些规律和特点。其学术建树极为可观,未来影响必定将日益扩大。     

口头诗学视角下的维吾尔族达斯坦演唱传统

本文围绕维吾尔族民间叙事传统达斯坦的田野调查材料,从表演语境出发,分析其演唱人群体达斯坦奇的演唱特点。基于达斯坦的演唱,或依循口头传统规则,或基于书面文本范式,指出达斯坦民间艺人的演唱可分为纯凭记忆的创编性演唱和念诵文字抄本的定型演唱。虽然有些艺人不能归为创造型歌手,但复述型歌手也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正是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演唱方式与受众积极互动,让达斯坦口头叙事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也使这宗濒危的口头艺术与时代接轨。     

传承中的再造：羌族口头传统的文化生境及特征

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其特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内部文化的差异性、传承形态的宗教性、文化影响的多元性等方面。这些特征既是羌族民众基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传承生成的,也是在与多元文化互动共融中不断进行合理性改造中达成的。传承中的再造构成了羌族口头传统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土城老人讲述的红色故事为例

民俗学把田野调查奉为圭臬,为了强调田野调查的神圣性,往往把来自田野的口头知识设定为"属于民众自己的""‘鲜活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预设了口头知识不受质疑的免检特权.可是,我们在土城的田野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口头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口头知识难以作为我们了解确定性知识的推论依据.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只看到了不断变异的红色故事,看到了人们的口头传统.     

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

本土知识进入当代视野,与人类学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第一,早期人类学的人文反思为本土视角的出现、本土知识的再发现奠定了基础.第二,战后人类学关注发展问题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照亮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第三,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本土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并使人类学成为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