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之计,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手段。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卖国”。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儒家"和"哲学看晚清的"和戎"外交策略

"和"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主要内涵为"和为贵"、"中和"和以礼节制与补充"和".儒家的"和"哲学对晚清外交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外交的"和戎"策略就是基于儒家"和"哲学的影响和当时晚清政府面对的形势,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从晚清"和戎"外交策略的制定来看,儒家"和"哲学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该策略的实践来看,却又是对儒家"和"哲学真实含义的偏离.     

李鸿章外交思想刍议

李鸿章主管外交,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图自强:以条约为手段,制约外国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列强彼此牵制的目的。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 ——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邦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李鸿章研究综述

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20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正是由于李鸿章的复杂性和争议性,所以对他的评价、研究也涉及到方方面面:洋务、外交、战争、思想及其是否爱国等等.     

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

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刘铁君，王承仁本文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变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变法是对历史上主张变革的统称，其内容与目的因变法者所属阶级、时代和历史...     

论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李鸿章与清末铁路建设为例

李鸿章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发展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其直接目的是希冀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在间接上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中华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该文以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所作的贡献,试图分析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铁路的建设和李鸿章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是中国铁路的奠基者和实际组织者。李鸿章在对待民族资本的问题上基于一种客现现实的解决办法,为中国铁路的兴起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

在甲午战前的中日交涉中，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谈判为清政府避免了更大损失，挽回了一些利益。由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日谈判成败情况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外交要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双方都有商谈余地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弱国也可以避免更大损失，争回一部分利益。这对于当今所有弱小国家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南北洋大臣参与晚清外交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洋大臣常常是作为总理衙门的外交总代表,分担大部分外交事务,其参与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策略、外交准则、运作方式等构成南北洋大臣参与外交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围绕着＂和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以夷制夷＂的主要策略展开的。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崔萍李鸿章的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宦海沉浮而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臣，参与朝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权倾一时。他以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起家；兴洋务、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北洋水师；办外交调处大小教案．签订...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国际人权活动与美国人权外交浅析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联合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主流是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利。但美国把人权作为其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准则，依仗其实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以“人权”之名，行“强权”之实，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人权外交具有极大欺骗性，其实质是为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的，是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工具。当前，从理论上、实践上揭穿美国人权外交的真实面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洋务纲领和变法思想探讨

本文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变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变法是对历史上主张变革的统称,其内容与目的因变法者所属阶级、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异,把变法视为纲领不妥。李鸿章的变法是要改变清廷的某些旧法度,要求对科举制、军制和官制作某些变动。李鸿章变法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具有消极影响。军制和官制改革是使兵为将有,疆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造成封建割据势力膨胀,对外战争调度失灵。不管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还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化的纲领,中国不可能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有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孔子学院对公共外交的启示

公共外交作为近年来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概念引自国外,但在翻译过程中却被很多人误读。实际上,“公共外交”并不是一个新创概念,而是“人民外交”在新时代的延伸和发展。孔子学院近年来的快速成长,搭建了公共外交的新平台。实践告诉我们,与其争论“公共外交”的概念,不如找准定位,创新模式,锻炼队伍,提升能力,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闯出一条活力奔放的发展之路。     

晚清中国外交困局的回顾与反思 ——以天津教案为例

在近代诸多教案中,曾国藩亲自处理的有两起,其中以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为典型.该起教案最终以惩凶赔款的方式结束,一向被作为屈辱外交的案例写进历史.但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天津教案不仅说明了曾国藩个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能力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清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只有对这些困局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对天津教案以及整个晚清外交有更完整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