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论生态文学的伦理价值诉求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论郭沫若的"大我"观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创立了独特的"大我"观,这一观念是他融会东西方文化因素及自己崇尚个性的思想形成的.它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核心,不仅在"五四"文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人"的观念的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论郭沫若的文艺美学观

以往研究者惯于从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去定位郭沫若的文艺美学思想 ,本文认为 :事实上 ,郭沫若的文艺美学思想中杂揉进了诸多复杂的成分 ,表现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美学观 ,但这种影响并未能使表现主义以一种完整独立的形态进入郭沫若的美学世界 ,而是以与浪漫主义联姻而实现的 ,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以“表现”为核心互相交叉渗透并融合 ,形成一种泛表现主义的文艺美学观。     

从古代的“天人学”到现代的“人天观”

古代哲学理论中就有天人关系的论述 ,有“大宇宙”、“小天地”之说等。马克思主义人天观是讲人和环境、人和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形态。宇宙学中的人天之谜还需要人们继续探索     

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由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成了文学的自觉。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的觉醒引发"文学的自觉",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的自觉。     

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从“小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转型刍议

一、＂大文学观＂的倡导及其内涵 ＂大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出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最初只是＂杂文学＂的别名。提出＂大文学观＂这一文学史观的是著名学者杨义先生。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早期的正义观探析

对于生活在现世的人来说,正义具有恒久的价值。公正、平等及人的自由发展是正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早期对正义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初步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点。正是通过对正义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其早期所提出的人的解放的目标是马克思正义观乃至其毕生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     

从“人民”到“人民至上”——兼论欧陆行政学以来“人民”价值的嬗变与发展

人民是唯一的吗?人民是人还是民?人民是谁?对人民的审视,关联着现代国家的行政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构成了公共性的价值根基。基于学术史的梳理,重新将人民引入行政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在理论和实践取向上,人民总是在形式和口号上成为行政目标的代名词,其价值蕴涵经历了数次内部的分化与流变,最终实现了行政公共性等同于人民权力与价值的理论确认。人民至上作为一种行政价值,在实践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上引领了我国公共生活与行政变革的良序发展,让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显示出正当性与确证科学性。     

从“个人”到“人民”——论“五四”人的启蒙及其对当代人民文学的开启

五四运动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也同时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个性解放”和“大众”运动这两重含义,“个人”这一话语在五四初期得到彰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救亡思潮出现,其蕴含的大众化、人民性的这一面被揭示出来,而人民性也恰好是开启当代文学的标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启蒙,也兼具当代文学意义的人民性,在当代的意义并未失落。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观对西方民粹主义人民观的历史性超越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表述里还是在民粹主义者的口中,都是相当高频的词,但相同词的背后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强调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而民粹主义人民观却侧重抽象的、整体的“人”;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从物质资料生产与经济基础等角度来把握人民的现实性,而民粹主义人民观则强调人民的精神纯洁和道德完美。只有清晰区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观与西方民粹主义人民观的差异,才能真正坚持和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努力促进“人民文学”的不断发展——周扬关于“人民文学”的论述

周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航程,但那时还是"人的文学"的时代,文学大众化只是使文学走向民间,"平民"只不过是"市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真正"人民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因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没有思想感情的转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文学.周扬认为,"人民文学"创作只有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审美需要和审美情趣出发,才会有为人民所关心的内容,为人民所喜爱的新的民族形式,才会有艺术性和大众化高度结合的艺术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周扬提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周扬"人民文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从“身体再现系统”到“人观”——以花腰傣案例看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

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关于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迄今最新的研究结论是:身体再现系统决定社会血亲,社会血亲决定乱伦禁忌。身体再现系统是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通过对近年在花腰傣中发现的龙凤胎婚姻案例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的再生产才是乱伦禁忌的源头,人观乃是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