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和失败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产生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浅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

1933年11月20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其主要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两个月后,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肢解。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     

试论“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

1933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事变,改元换旗,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然而,这个政权仅存在50多天就失败了。原因何在?近年来不少党史、现代史讲义和有关学术论文,多从两方面论证其原因。一是由于被教条主义者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因而对新政权采取了“左”倾关门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酣战之时,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重大分裂。蒋介石因此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抽调五至七个主力师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冯玉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奋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并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     

从分歧到一致--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透视

西安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高层怎样处理这件大事变 ,开始意见是不一致的 ,主要是审蒋、杀蒋与争取南京正统两种意见。随着事变的发展、演进 ,中共高层意见最终趋于一致 ,大家一致主张释蒋 ,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独立作出各项决策是及时恰当的 ,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 ,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扣押了甘肃省政符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的“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联阎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事变。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被彻底消灭,蒋介石控制了甘肃达十六年之久。可以说此次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舞     

“两广事变”前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一九三六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新桂系军阀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引起时局极大的震动。以“两广事变”为转折,新桂系军阀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对新桂系本身的发展及当时国内政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广事变的性质是“逼蒋抗日”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广事变的性质问题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属抗日反蒋性质,二是认为属联日倒蒋性质。其中,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是人们普遍的看法;第二种观点主要是某些两广事变的经历者在回忆中提出的。近来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来研究两广事变性质的新看法,认为第一阶段是联日反蒋,第二阶段,李宗仁、白崇禧等逐步走上了逼蒋抗日的正确道路。经过对两广事变大量史料的考察,笔者认     

关于“抗日反蒋”的几个问题

“抗日反蒋”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历史阶段的口号和策略方针,目前在党史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今就教学中接触到的问题,谈点意见。 一、是“抗日反蒋”,不是“反蒋抗日”。 有的文章把我党“抗日反蒋”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说成是“反蒋抗日”,①这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的文件和我党领导人的文章中,使用过“反日反蒋”与“抗日反蒋”,但未提出过“反蒋抗日”的口号和策略方针。1933年10日26     

新桂系与两广事变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掌握广西实权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广西社会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时值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广西实力派一改过去保境图存的主张,与粤系陈济棠联合发动事变,逼蒋抗日。两广事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两广地方,尤其是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均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远东局设计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入闽作战计划,导致蒋介石趁虚而入攻占了黎川。黎川失守后,远东局主张予敌以打击后西击南昌方向,遭到中革军委和李德的反对。福建事变后,远东局再次提出向西进军,中革军委和政治委员会均持反对意见。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均未提出援闽方案,而是主张坐收渔利,导致丧失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契机。随着战事的紧张,远东局的军事代表施特恩与中革军委的矛盾尖锐化,政治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反"围剿"斗争。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同意中革军委的撤离中央苏区计划,但又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不能错误地引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这是陈独秀1926年6月4日写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长期以来,这段话被史学界作为陈独秀在“中山舰”牢件后向蒋介石“妥协退让”,为其“开脱罪责”和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而加以引用。我认为,这样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把这段话作为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是混淆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倒蒋”含义。陈独秀的这封信是针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篇训话而写的。蒋在其训话中诬陷共产党“阴谋倒蒋”,说“当三月二十曰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就有一     

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国民党地方系部队广大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同仇敌忾,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本文仅就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及其作用和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淞沪会战,是一场以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力,地方系部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参加这次会战的各路地方系部队,主要是南方（含西南诸省）的地方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部分地方军事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上层将领及国民党要员其爱国心有所萌发,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中,一方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不愿因内战而放弃抗日,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抗日行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及他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坚决要求抗日。他致力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北方的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将领自“九·一八”以后,也揭起了抗敌旗帜,主动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南方,1932年1月28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在上海率部抗战。接着,又联合广东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     

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

<独立评论>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学人论政的产物.当时学人论政涉及多个方面,以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影响最大.这场论争由福建事变引发,以1934年底汪蒋通电为分水岭.前期的论争基本上是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在唱对台戏,这与两人所依附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后期的论争显示文化精英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与理想的制度追求之间艰难的抉择.无论汪、蒋合流或分裂,只要外敌仍存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规范化没有解决,学理纷争就不可避免.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183;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再评“反蒋抗日”方针兼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反蒋抗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上的重大指导方针和重要政治口号,本质上还是一个着重解决阶级矛盾的、非统一战线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这就非常突出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于“九·一八”事变所标志的中日民族矛盾业已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具体国情,是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的。     

淞沪抗战前的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由孙中山亲手创建之粤军第一师的一部发展而来,正式成立于1930年8月17日。该军原本是坚决拥蒋反共的,然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起痛击日寇,大振民族精神;1933年,十九路军更发动了抗日、反蒋、联共的“福建事变”,举国震动。这种转变看似突然,但却有其量的发展过程。本文拟就淞沪抗战前十九路军的历史进行探讨,并试分析其转变之根源。     

东北军与张学良抗战态度的转变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936年12月12日,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发动了西安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学良抗战思想的转变,从＂拥蒋剿共＂走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是诸多主观、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从东北军的兴旺、失去领土到最后将要损失殆尽也是促使张学良抗战思想的转变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