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

惩罚犯罪的制度诱因导致了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低下 ,在提升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世界潮流的推动下 ,我国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然而仍然有学者主张被害人的非当事人地位 ,导致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是对被害人诉讼地位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的研究应从程序中立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参与性、程序公开性、程序对话性等方面展开。     

程序意义当事人视角下的公诉人和被害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和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地位,而这从程序意义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均不具有合理性。它们都是实体法地位在诉讼中的延伸,而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诉讼职能。正是由于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化地位,才使得被害人升格为当事人。从程序意义上来看,应当废除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公诉人当事人地位,但公诉人的当事人化不是绝对的。     

论建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现行刑诉法中取得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被害人客体化倾向明显的现象难以说明被害人当事人的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必须赋予被害人包括上诉权在内的诉讼权利,确立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这是由被害人天然的当事人身份等因素所决定,也是解决矛盾,落实被害人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法律特征分析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界定为刑事诉讼被害人。他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以刑事被害为前提,二是享有刑事诉讼权利为基础,三是以制裁犯罪人、实现自己合法权利为目的,四是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前三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实质特征,后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形式特征。     

庭审中被害人诉求的程序性保障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相应地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的司法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由此,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享有了与被告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使其在审判阶段可以方便地参与诉讼,使司法机关直接听取被害人对惩罚犯罪的愿望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赋予被害人的那些诉讼权利并未真正保障被害人充分地参与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完善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一些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其诉求的实现。     

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论述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当事人化逐渐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否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诉讼中被害人权利是否因当事人地位而得以保障;合理性定位应当如何.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被害人责任及其法定化

长久以来,被害人都处在被刑法所忽视的地位,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易忽略被害人的责任,而让犯罪人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被害人责任法定化意义重大,我国应参考外国立法例,将被害人责任列入刑法。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当事人地位,这更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学术界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不同看法,有完全肯定的,有完全否定的,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在法理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国刑诉法应该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当事人地位名实相符。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试论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途径

刑事诉讼的发展史浓缩了刑事犯罪中两大对立者——被害人与加害人权利的消长过程。刑事诉讼作为被害人能够获得的最后救济手段,它的目的必须是能够惩罚加害人和有效地抚慰被害人。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的兴起及现代刑事诉讼理论的完备,刑事诉讼离上述目的逾来逾远,我们应让刑事诉讼重新归位,加强对被害人的救济。     

论刑法中的推定承诺

推定承诺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已为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接受。但因其与被害人承诺、紧急避险的相似性,使得学者们对其性质、正当化依据、成立条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推定承诺是基于被害人承诺延伸的独立正当化事由。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其成立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和特殊的成立条件: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     

中国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评价的行为。以相当性为基础，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依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设计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刑法意义研究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是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其承诺在刑法学上可能就难以成立,这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而言,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能力,那么,在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而无法展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判断,必须结合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韩国刑事诉讼法中保护被害人制度的探析

在韩国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较低,诉讼权利缺乏保障;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制度有待于完善;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较为健全,值得我们借鉴.     

论新刑法对人权保护的强化

我国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公民人权的保护,体现在强化对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惩罚、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化对犯罪受害人的法律保护等方面,从而有效地从刑法方面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