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士闵一得研究中的问题点及其进展

闵一得是清代道教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是研究龙门派历史与教理教义的重要文献。研究清代道教不能不涉及龙门派,而研究龙门派则不能不涉及闵一得及其著作。本文试对有关闵一得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点进行剖析,并对研究进展加以简要介绍。     

刘渊然与云南道教

明代高道刘渊然在云南传播道教,开宗立派,创立长春派;设置道官,在云南设置了"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三级道教管理机构;招收门徒,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教人才.他对云南道教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明代云南的道教逐渐走向兴盛,并在全国道教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关于宋词词派的批评

宋人的词派观念、词派意识虽落后于创作实践,但后代词论家对宋词词派作了仔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多种词派观点。尤其是对宋词三派的批评,既符合宋词发展的实际,又揭示了词派各自独特的风格特征。     

南宋元代符篆道的发展与净明道的出现及其思想特质

符篆道派一直是汉魏以来道教的主流,北宋太宗以来,朝廷崇信的道派主要是内丹道和符篆道。分别以龙虎山、茅山、阎皂山为本山的天师道（正一道）、上清道、灵宝道三大传统符篆道派成鼎足之势,以江南为主要传播区。三家盛衰互有不同,     

燕齐方仙道与道教的出现

上古时代燕齐海滨的仙人不死传说,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形成了方仙道。方仙道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道教成仙长生不死的核心信仰,来源于燕齐方仙道的海外仙人信仰;道教的神仙道术,主要来源于燕齐的方仙道术;居家道士和宫观道士,分别来源于方仙道中的海外仙人派和山岳神人派。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汉魏名士中存在着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事功派名士贵务实,多有经国济世、打理庶务的能力,长于政治经济;浮华派名士尚虚誉,多有清谈交游、论辩著述的能力,长于思想文化。双方既特色鲜明,又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魏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之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     

简论清末民初世情小说作家的文化心理转型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复杂的流派,在它娱乐消遣文学观的总体背景下,兴起了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世情小说派.他们与鸳鸯蝴蝶派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学主张,具有朦胧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意识.在这个作家队伍内部,也走出了具有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在时代主潮面前,世情小说作家改变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化心理也出现了转型,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从老子到韩非--浅论道法渊源的几个方面

道家与法家这两种看似差别很大的学派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法家通过对某些道家思想资源的吸收,从而使道法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论道家和道教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简

道家从道是万物之宗的本体论出发,倡导“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慈善伦理观,强调“无为”而善,并把从事慈善活动看作是“体道”和“入道”的重要途径。道教认为天下财物乃“中和之有”,应当周穷救急,提出“承负说”,宣扬善恶报应观,把积善行德看作是修行修仙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致太平”的慈善伦理理想。道家和道教的慈善伦理思想虽有区别,但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批判地继承和弘扬道家和道教的慈善伦理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论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道论体现着中国高度传统文明的精华,闪耀着东方智慧之光。通过探究道在中国绘画中的体现,进而探究中国画理和中国画法,揭示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哲理,从本质上把握中国画的精髓。     

先秦黄老学派及其学术理论来源

黄老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时代对学术的需求和各学派之间相互借鉴和整合的结果。黄老学派之所以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并一枝独秀,究其原因是吸收整合了其他学派的学术之长,特别是对道、儒、墨、阴阳等学派有关理论的整合和优化的结果。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学校安全问题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学校关于伤害学生人身安全的事件频发，引发了人们对校园安全问题极大的忧虑。透过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可以看出：学校安全问题的发生范围是全球性的，多数校园安全问题来自人为问题，是现代性变异的产物，需认真自省当代教育的目的以找到解决学校安全问题的途径。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